昨日军统(587)
在抗战初期，“国军”也曾大张旗鼓地搞过敌后“游击战”，说起来，这还是受了中共的启发。时任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回忆说：
“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蒙委员长采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
会上，曾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
白听了说：“以打游击起家之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国军当亦能打游击。”
白回忆说：“迨民国二十八年，改订战斗序列，遂设立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将正规军开至敌后游击，且规定各战区应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本战区内担任游击任务，化敌后方为前方。”
抗战初期，在黄河流域的游击区，从西到东，依次是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鹿钟麟和山东的沈鸿烈、于学忠。其中，鹿钟麟，沈鸿烈素有“游击主席”之称。
长江流域，主要有三个重点游击区，一是江北淮阴一带，以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为首；二是第五战区的大别山一带，以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的廖磊为首；再就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主要集中在苏、皖、浙三省交界之地。
在第三战区的游击部队中，忠救军是重要组成部分，战斗力也最强（只有他们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其他几个区域的“游击队”，要么覆灭，要么成建制地成为伪军），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在抗战初期，这支所谓“部队”还很弱。
在《沙家浜》中，“胡传魁”曾说：“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遇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还确实就是这个时期忠救军的真实写照。乔家才说：
“我们的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别动队，组成分子，有帮会分子，有爱国青年和爱国劳工，部队既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干部的军事素养也多不够水平。杨蔚担任指挥官以后，首先建立起参谋业务，整饬军风纪，使忠义救国军正规化。”
乔说：“在敌后建立游击根据地，从事游击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作战，而是情报战、心理战、经济战和突击战多方面的综合作战。因此，必须做好民众工作，要把军民打成一片，使每一个老百姓都成为战斗员。要加强经济控制，提高政治效率，党政军必须团结为一体，一切为了对敌人作战。更要建立灵活的情报网，做好策反伪军的工作，使伪军能为我所用，这样，才能使敌人无懈可击，游击部队才能够生存。”
在这个问题上，乔家才说到了游击战的关键，即藏兵于民，军民一体，才有战斗力，对此，白崇禧其实也看到了，他曾回忆说：
“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做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励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者动。’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
白崇禧说得是不错，不过，这套游击战法，“国军”说说行，但真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所谓“游击”，本就是打不过别人的一种“击”法，重点不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小股袭扰，乘你不注意捅你一下子，扒你一段铁路，烧你两个粮仓，等你来清剿，这些人早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本就是当地农民），弄得你心神不定。
但“国军”的所谓“游击战”却走了味，直接把正规军拉到敌后，失掉了机动灵活不说，因人地生疏，处处格格不入，与大兵团作战何异？
忠救军就不一样了，他们本就起自民间，恰与这套游击要诀暗合。乔家才说：
“他召开澄锡虞三县党政军联席会议，奠定了党政军合作的基础。他印发忠告日本广野师团长书，实施心战，瓦解敌人和汉奸的军心士气。他建立了严密的情报网，传递哨，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立刻知道。所以，日军大股出动，每次都扑个空；小股出动，立刻遭受痛击，弄得毫无办法。”
据那边的“杨蔚传略”称，1939年，杨率部“与日伪军交战百余次，牵制日军一个师团”。
正当杨蔚在敌后干得风生水起之际，忠救军总部发生了重大人事变化，总指挥俞作柏被免职，接任的是周伟龙。
如前所述，1938年11月底，上海区区长兼忠救军上海办事处主任周伟龙被公共租界捕房拘捕，经戴笠商请宋子文出面，通过外交途径，费了很大的劲，终于将他营救出来。
自然，上海是待不下去了，回到重庆，戴笠令周任军统局书记长（实际上是代理主任秘书）。
这个任命很不寻常，忠救军干部戈士德说：
“特务处时代起即采书记制，一级首长对上对外行文无权判行，而书记可以代行，所以书记长职位权力均甚重要，自二十三年起，书记长均任用调查课并过来的人，如李果谌、张毅夫、吴赓恕，这是戴笠的领导艺术，‘钱要给人家花’、‘糖要给人家吃’，二十三年接收调查课，那是以小吃大，调查课的人员经费比特务处大两倍，一直到戴笠殉难，双方人员不分畛域，泯除界限，不要说什么摩擦了。”
正是出于这个道理，自1934年“处课合并”以后，特务处书记长一职，就成了原调查课人员的“禁脔”。后李果湛、张毅夫相继外派，在刘培初的推荐下，戴笠将书记长交给了梁干乔，他也是特务处的最后一任书记长。
到了军统时代，戴笠当副局长，将“书记长”一职改称为“主任秘书”，让郑介民当，从此军统就没有“书记长”这个设置了，但在许多军统老人的回忆中，对于“主任秘书”这个职位仍习惯称之为“书记长”。
因郑介民不常到岗，戴笠特地将张毅夫从西安调回来，做代理主任秘书；后张再度回任西北区，这个位置空缺了一段时间；直到周伟龙从上海回来，继任代理主任秘书（即戈士德所说的“书记长”），在名义上，成为军统的“三把手”。
然而，对于戴笠的这个安排，周伟龙并不买账。
——就在周任书记长不久，1939年3月，在河内“刺汪”失机的陈恭澍也回到重庆局本部，向毛人凤报到，据他回忆：
“经兆槐兄指点，我去‘小巷子’局本部报了到，并会见了‘小巷子’的实际负责人毛人凤先生。那时候他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者是‘秘书’，可是什么事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
陈还补充说：“毛人凤先生之上，原有一位‘书记长’周伟龙先生，此刻已经呕气不上班了。”
此后不久，陈恭澍被任命为军统局“代理第三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