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86)

1941年初，戴笠的一员大将、原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杨蔚从东南前线回到了重庆。

前面说过，抗战开始以后，杨被戴派到河南工作，任郑州丨警丨察局局长。乔家才回忆说：

“当时军统局河南工作的负责人为刘艺舟，艺舟和戴先生是黄埔六期骑兵营同学，过从素密，交情很厚。河南为四战之地，民间武力强大，战争爆发后，艺舟想运用民枪组织游击部队，拥保安处副处长一期同学萧洒为司令，他为副司令，但是事先没有报告戴先生，未经戴先生允许。后来戴先生据报，说他组织游击队，一再命令制止，他已骑虎难下，没有立刻停止活动。结果，以违抗命令，把他同萧洒一齐关起来，接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调杨蔚继任保安处副处长，并兼开封省会丨警丨察局局长。”

1938年初，杨蔚来到开封上任，在此期间曾配合戴笠羁押韩复榘。乔家才回忆说：

“我于民国二十七年到河南督察工作时，在开封看到杨蔚兄，他正担任这一项工作（指河南省会丨警丨察局局长）。因为他取代了萧洒的保安处副处长职务，河南部分黄埔同学对他颇有误会，以为萧洒和刘艺舟被关起来，与他有关系。其实，这是很冤枉的，因为此事发生时，杨蔚并未参与河南站的工作，戴先生决定处分萧、刘两位，他也不知道。可是，从此刘艺舟和杨蔚之间，终于造成了一些隔阂，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当年6月，日军进犯开封，杨蔚随第一战区长官部及河南省政府西迁洛阳，并专任河南省保安处副处长。

杨蔚回忆说：“二十七年十二月，截先生到了洛阳。这时开封已失守，省府已改组，我任保安处副处长，职务很轻闲。”

见到杨，戴问他说：“你有没有到敌后打游击的勇气？”

杨回忆说：“这话来的太突然，又使我无法捉摸，不过凭我的个性，答复他说：‘如果有兵带，到那里都可以。’”

戴笠听了，马上说：“不仅有兵带，而且有几万兵带。”

杨蔚是聪明人，即接着说：“戴先生是不是要调我到忠义救国军去？如果是的，我就去好了。”

戴笠很满意，笑着说：“你马上向程（潜）主席辞职好了，我到重庆等你。”

杨回忆说：“我辞去保安处副处长职，于二十八年一月经西安飞重庆。适戴先生在香港，给我电报，要我到军令部见郑介民先生。见到郑先生后，由他引见何部长（应钦）。”

当时何对杨说：“委员长已派你为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兼淞沪指挥官，你可由香港赴上海，戴局长在香港，关于那方面的工作，你请示戴局长好了。”

对此，乔家才回忆说：“当时东南许多同志，对戴先生用人，难免有些奇怪，放着许多现成的人选不用，却要从遥远的北方调一个河南人杨蔚来做副总指挥，岂不是自找麻烦？”

其实不奇怪，戴笠的手下，虽然多是军校出身，但真正带过兵的却不多，杨蔚就是其中一个，乔家才说：

“原来杨蔚未参加军统局的工作以前，做过江苏保安团团长，当时江苏匪患相当严重，他率部驰骋于大江南北，逐步将股匪肃清。民国廿三年协助苏北行政督察专员王德溥，剿灭了盘踞苏北十多年的积匪，所以，他对京沪一带及苏北的地形民情都很熟悉。他对训练部队和实地作战都有极丰富的经验，其他同志很少具备这种条件，戴先生调他担任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不是没有原因的。”

按：王德溥，1897年生，辽宁沈阳人。

王本是国民党东北籍大佬齐世英的班底，陈果夫主政江苏的时候，经齐介绍给陈，从此成为“c.c”系成员。王曾历任江苏淮阴、铜山两地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乔家才所说的“剿匪”，即这一阶段的事情。

王德溥的为人处事，颇有点曾国藩的意思，虽是文士，却出奇的心狠手辣，杀人如麻，齐世英评价他说：“王这个人固然能干，但办法也是不足为训的。”

1943年6月，王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新疆工作组”组长，赴新疆“审理积案”。当时的新疆军务督办盛世才已经有归顺“中央”的意思，但仍在犹豫中，故将**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当时化名徐杰）、毛泽民等人以软禁的名义保护起来。

在新疆高等法院院长兼新疆省府秘书长刘效黎的密告之下，王德溥迫盛世才将陈、毛等交出，并判处死刑。

杨蔚回忆说：“我由重庆飞到香港，戴先生已派人在机场等候我，被招待到一所很别致的旅馆休息。休息一会后，又有车子来接我去吃晚饭，原来就是戴先生请我吃饭，只有戴先生和我两人。”

席间，戴勉励说：“领袖对忠义救国军抱有很大的期望，将来的发展是无限的，好些同志想去我不准，特地从河南把你调过去。你到那里，可能有些同志不谅解的，你看情形来电报，不好的人我都可以调回来。总指挥俞作柏先生年纪大了，我已叫他留在浙西，所有前方的部队都归你全权指挥好了。”

戴笠还告诫说：“上海是个最坏的地方，许多同志都迷恋上海而误事，你这次要玩就在香港好好玩一下，到了上海，务必不要同他们一样。”

杨蔚回忆说：“戴先生这次对我谈话，简直有如家人手足一般，其亲切诚恳，简直无法形容，他对我的行动，更是处处予以关照。我实在是受感动了。”

于是，杨蔚慨然道：“我这次到前方去，决不使戴先生失望，我准备亲自到前线去指挥，上海只设一办事处，指挥部移到乡下去。”

杨回忆说：“次日戴先生回重庆去了，临行交代在港同志，作我的向导，任凭我的意思玩耍，务必使我玩够。事实上我并没有玩，因为我根本不需要玩。可是，戴先生对我的关照，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因此，我到了忠救军后，由于良心的驱使，不能不照他的命令去拼命。”

按：戴笠的这一招，颇有点像前清的陶澍。据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记载，陶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其女婿胡林翼终日冶游，旁人密告于陶。陶却说：

“润之（胡林翼字）将来会很辛苦，没时间消遣，先让他玩吧。”（“润之之才，他日勤劳将十倍于我，后此将无暇行乐，此时姑纵之。”）

日后，胡林翼果然成为“中兴名臣”，且终因忧虑国事咯血而死，年尚不到五十岁。

对此，乔家才颂扬说：“戴先生常说：‘用人要取其所长。’事实上，他对每一个比较重要的干部，都了解极深刻，谁长于什么，短于什么，他都了如指掌，所以，运用起来，总是恰到好处。”

1939年2月，杨蔚乘船到上海，潜入浦东敌区整理当地部队。3月，杨蔚在江阴成立忠救军淞沪指挥部，直接指挥澄锡虞地区部队。

所谓“澄锡虞”，即指江阴、无锡、常熟三个县。乔家才说：

“（澄锡虞地区）北临长江，南界京沪铁路。这两条重要的水陆交通线上，沿江沿铁路的各个重要据点，敌人都派重兵扼守。因为敌人环绕四周，不是我们袭击敌人，就是敌人攻打我们，无时不在战斗状态中，几乎每天都有接触。我们的淞沪指挥部所属的队伍，却从这种险恶的环境中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