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85)
关于交通警备司令部，费云文说：
“原来在后方负责维护铁路公路交通安全的交通队警五个支队（约十一个团兵力，并兼顾云南机场安全，支持湘西剿匪），也拨归监察处指挥。”
唐新则回忆说：“戴氏接掌监察处以后，他知道最迫切需要，是迅速建立一支足可维护交通安全与秩序的武力，重新树立威信，有威信，才能执行法令。他早已留心原先用于保护铁路的路警，散在各地，无所事事，即建议设立一交通警备司令部，保荐其干部陈绍平任司令，负责集中训练。陈绍平富有经验，在半年之内，即集训编成相当于九个团的兵力，分布于重要干线，专事维持交通秩序。”
当时戴还特地给陈写信，勉励说：“现整个队警统受监察处指挥，其责任异常重要，兄对队警应作整个之部署，统盘之筹划；用在铁路及公路者究需若干？而后方能作有计划之补充，以期达统一之目的，方可有进步之希望也。”
与“忠义救国军”不同，交通警备部队是国军“体制”内的一支部队，属于正规军，因此，这个任命，对于陈绍平来说，很“占便宜”——1942年8月6日，陈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军统当中第二个被实授少将的高级军官（第一个是前面说过的张君嵩），比他的同期同学兼上司郑介民、张炎元都要早一年。
此后，监察处下各检查所、站相继成立，唐新说：“同时，于各水陆要道，车船必经之地，分设检查站所，多达六十余处。所有工作人员，俱由军统局调用。这批人员，都是青年，亦都是戴氏子弟兵。他们有共同信念——不要钱，不徇私，不畏强御。”
另据乔家才回忆：“处以下设检查所及检查站，计有重庆、成都、贵阳、柳州、桂林、昆明、河口、长沙、衡阳、韶关、上饶、金华、温州、西安、宝鸡等三十一所；成都、昆明、赣州、宁波、西安、潼关、兰州等三十三站。”
唐新评价说：“监察处既有自己武力，有众多分支机构，散布各地；又能与各地治安、情报机关，充分合作；再加上戴笠之名；一切作奸犯科之徒，不能不有所忌惮，而稍敛迹。全面交通运鍮，乃渐走上轨道。”
在这个阶段，因与交通管制相关联，蒋介石把又一个“肥缺”交给了戴笠，这就是财政部缉私处。
抗战时期的所谓“走私”，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走私”，内涵不大一样。
——在《围城》中曾有这样一段，特有意思。方鸿渐一行去“三闾大学”，走到江西鹰潭，因车票紧缺，李梅亭自作聪明，找一个风尘女人王美玉帮忙。王介绍李认识了她的相好“候营长”，说好每辆军车搭载一个客人。当候到旅馆来检查行李时，曾问李：“你们行李不多罢？里面没有上海带来的私货罢？哈哈，你们念书人有时候很贪小便宜的！”
这个情节反映的就是所谓“查缉走私”。
当时，“国府”仅保有西南、西北，地脊民贫，许多依赖于进口的物资如汽油、西药等等极度缺乏，造成物价腾升；同时，因东南膏腴之地丢失殆尽，税收锐减，财政极度困难。
另一方面，内地的一些矿藏等初级产品，又是支持沦陷区生产的必需品。这样，沦陷区与内地间的物资进出就成为可牟取暴利的好买卖，遂至走私猖獗。唐新说：
“抗战进入第四年以后，国家支应日加浩繁，约计一般支出，年需七十亿亿元，而中央收入，不过十亿亿元左右，财政困难，概可想见。税收短绌原因，除沿海通商口岸，俱被敌占踞以外，主要是因走私逃税之风甚炽。”
为禁绝走私，当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查缉走私的机构，如海关系统的查缉科；财政系统的税务署、盐务稽查队；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当然也包括戴笠的运输统制局监察处，以及另一个由军统兼领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各地的军人，设个“卡子”就收钱，如那位“候营长”，更是不在话下。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党政组组长易啸夫是军统干部，因工作需要，曾以掩护身份“旁听”国民参政会会议，据他回忆，某次，有一位参政员曾发言说：
“据商人说：‘从重庆运一车货到成都，要经过西南运输局监察处、公路局、军、警、宪、财政部查缉所、海关、经检队等各种机关。路途要用半个月时间，物价天天涨，运到成都卖，表面上赚了钱，可是在重庆就买不回来了，实际上赔了本。’机构如此繁多，交相征收，经商无利可图，致使商旅裹足，货不能畅其流，物价焉得不涨？请政府研究，许多机构该撤销的就撤销，该合并的就要合并。”
这种情况，在当时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中，亦曾指出：
“（这些查缉走私的机构），固然会对走私的进行产生一些阻力,但在同时也使民生受到影响。而且，缉私机关纷立,事权不专,而业务上之进行每失联系,或同时同地一货数检,或互相推诿、检查疏漏,甚至如1939年冬广东省缉私机关缉获桐油四千余桶,分存南路东江沿海一带,因贸易委员会复兴公司未能迅速接收,致地方沦陷,不及搬运,转留资敌,至为惋惜。”
唐新回忆说：“民国二十九年春，物价高涨，法币贬值，戴氏目睹财政危机日深，特建议蒋公，加强防止走私。同年六月，他复将他所见到西北一带走私情形，面报蒋公，他有甚多情报机构。散布各地。自比别人更为了解实况。因而蒋公要他‘草拟具体计划呈核’。”
费云文则说：“在国内，敌我相持区域，奸商勾结地方官吏与游杂军队，走私漏税，影响国家财政；而各地所设的查缉机关，碍于世俗情面与部队实力，多不得力，以致情势越来越严重。蒋委员长乃于民国廿九年六月廿日召见戴先生，命其草拟改革计划。”
对此，戴笠的建议是：“成立一全面性缉私机关，隶属于军委会，并将中央与地方缉私部队，统一整编，统筹部署。“
唐新说：“这一构想，正与蒋公意旨相合，他早经指示要将各地缉私部队，彻底整理。惟在政府体制上，缉私属于财政机关主管。故最后决定，在财政部下设立缉私署。”
1941年1月15日,财政部缉私处正式获准成立,规定：“所有盐务、税务、关务等之缉私业务及机构,均交由缉私处接收办理。”
同时对缉私处的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健全统一缉私机构,整编缉私部队,加强与征税机关之联系,厉行物资与税收之查缉,施行对敌经济封锁及反封锁,防止物资外流资敌,协助争取沦陷区必需物资,为推行战时财政政策,达成经济作战之任务。”
令人意外的是，这样一个“油水”丰厚的职位，居然又交给了军统。唐新说：
“这种机构，在往时被视为肥缺，自然有很多人觊觎。迨是年十一月人事命令公布，缉私署长一职，竟然是与财税机关毫无关系的戴笠，当有人感到意外。据说戴氏曾经力辞，理由是他事繁责重，难于兼顾。他当亦知道这又是最易丛谤招怨的事。经过财政部长孔祥熙敦促，复经蒋公面谕，辞不获已，他只好勉为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