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84)

在徐远举等人看来，日后，张炎元脱颖而出，成为“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与他在西南运输处这一段经历，也多少有些关系。徐等曾说：

“至于在毛人凤死后，张做了保密局局长，最重要的保荐人是郑介民，而宋子文兄弟也可能从中说过话。总的说来，张之爬上特务头子的地位，如不通过郑介民和宋子文家族的关系，是不可能的。”

按：在戴笠手下的高级干部中，日后做到“情治单位”主官的，只有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张炎元四人，因此在交代材料中，徐远举等人是将张与戴、郑、毛、唐等“四巨头”相提并论的。当然，后来“混”好了的，还有叶翔之和沈之岳，但在军统时代，他们还是等而下之的人物，在徐远举等人，还真没往眼睛里“夹”。

由于是在写交代材料，徐等对张的评价多有贬损之意，如：

“张从‘十人团’搞起，他总是按部就班，甘居人下，小心翼翼，对上讨得其主子的欢心，对同事和部下和和气气，令人可亲可敬，但又并不与他人拉宗派关系。他认为在戴笠掌握之下的军统组织，只能以戴作中心，如果还有其他的想法与打算，只会自己倒霉。这番话，不是特别接近他而信得过的人，他是不会流露的。可见他的小心谨慎。”

“张的官瘾虽很重，但并没有特别的野心和奢望，适可而止，决不强求。是一个没有魄力，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他在特务系统中，对内对外，没有一套交际手段，没有特别好的人事关系，在利害关系上，不足以号召人吸引人。”

即便如此，在上述材料中，仍不难看出张炎元的三个特点：第一，惟戴笠之命是从；第二，对名位比较淡泊；第三，不掺乎宗派斗争。

此外，即便是在交代材料中，徐远举等人也不得不肯定张炎元的另一大长处，即不贪财：

“从经济上来说，他是最不会理财和支配家务的，常常弄得无隔夜之粮，到了有所收入时，多分赠其亲友。在西南运输局和水陆交通检查处的时期，人家都看成金饭碗，贪污发了大财，他却在戴笠的威慑之下，不敢越雷池一步。当日本投降后，他曾感叹地说：‘凡搞特检处的、水陆交通检查处的都发了财，独我还是靠特别费维持家用(特别费是军统头子们额外赐其部下的补助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除了秉性和操守方面的长处，作为“十人团”之一，张炎元的工作能力绝对不能忽视。

——对于特务工作的精髓，戴笠有他的一套“矛盾论”，即“制造矛盾、运用矛盾、控制矛盾”，据说这还是余乐醒教给他的，用徐远举等人的话说，这是戴“处事对人不二法门”。

从前述在西南运输处的一系列作为来看，张炎元已经把这套“矛盾论”发挥得淋漓尽致，顺手牵羊，反手牵牛，借力打力，杀鸡儆猴，拉一派打一派，把宋子良的手下一个个收拾得动弹不得，最终反客为主，绝非是个人就能做到的。

此外，借着西南运输处，张炎元还为戴办了一件重要事情——将军统的势力打入了云南。

云南是龙云的地盘，一向看得很严，加之天高皇帝远，即便是戴笠，也有力不从心之感。徐远举等人说：

“1933年邓文仪派裴存藩到云南，先以复兴社名义秘密活动，兼负南昌行营调查课云南站之责。1934年戴笠接收南昌行营调查课，因裴存藩与龙云关系密切，在工作上不可靠，于1935年派李毓桢在南京携带一部电台，经香港至昆明活动”

工作不久，为龙云查获，李毓桢只身逃跑，临时委托黄毅夫代替其工作。以后由黄毅夫担任云南站长。到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运输处进入云南，军统在云南工作才逐渐开展和加强。”

徐等回忆说：“1938年军统为加强云南工作，以空军军官学校政训处为掩护，派徐鹤林任站长，接着军委会西南运输处进入云南，担任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军统分子随之大量进入云南活动，控制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设立云南缉私处及交通检查所。”

有了这样的工作成绩，戴笠想不重用张炎元都不行，因此到了运输统制局时期，戴依然让张代他负全责。

甫一上任，戴笠即对交通管制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他极不满意，在戴给张炎元的一份长函中，他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指示，如：

“查各站检查员，用在内勤者，达三人以上，致车辆经过各站，仅令宪兵打红旗，由司机自行登记，盖章了事，各检查员不分班检查，所谓交通检查站，竟成为登记站矣。”

“……松坎检查站长，言多而不实，能力又差，应立予撤换。各检查站办公处所，必须与检查站毗连，亦必须添置栅门，以便夜间封锁。”

“据报各地有任意扣留货物情事，为防作弊，请即派督察，分往各路，明访暗查。并严令各分处长认真考察。”

根据戴笠的指示，张炎元对各重点地区交通管制工作提出了整顿意见，以云南边境重镇畹町为例，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一）畹町秩序欠佳，管制检查机构，尚未统一，各自为政，增加车辆进口困难。（二）无大型停车场，因之停车检查与换领牌照，乃使车辆拥挤。（三）路面宽度不够，车辆来往过多，经常拥挤不通，雨季尤甚。（四）亚细亚加油站，相距过近，因停车加油，使道路阻塞。”

因此提出具体改进方法：“（一）责成西南运输处，建一联合办公房屋，将管制所、检查站、牌照所、丨警丨察所、卫生所等机构，全部容纳。地点以在畹町桥边为适宜。（二）责成滇缅公路局在畹町桥以东马路两旁，辟停车场两所，以能停车两百部为度。车场秩序，以路局及管制所负责维持，由检查所派兵警卫。车场内，辟行李检查所及货物检查所，以便利检查。（三）责成路局将畹町以东三公里内之路面，加宽三分之一，以能容三部大卡车并排行驶为度，并铺柏油路面。（四）亚细亚站由路局另行指定地点。（五）现有之管制所、检查站、丨警丨察所等房屋，俟新屋建好迁出后，一律拆除。（六）商店、食堂、旅馆应指定地区，集中建造，并规定格式，力求划一。”

乔家才说：“以上六点改进畹町建议，在运输会报中通过，并立即付之实施，交通情形得以改善。”

此后，借着强化交通管制及检查的需要，戴笠不失时机地又搞起了一支武装部队。经请示蒋介石同意，他在运输统制局内成立了交通警备司令部，归监察处节制，以陈绍平为司令。

陈绍平，1902年生，湖北黄陂人，军校二期毕业。

陈曾在军校四期入伍生队当过区队长，北伐后赴日本留学，回国以后在武汉工作。

1933年1月，陈绍平曾当选为国民党汉口市党部“执委”，同时当选的，还有曾与周伟龙比赛“戒烟”的刘凤轩（本名刘翔）以及后成为中统高干的单成仪。

此后陈加入特务处，曾在武汉区工作。抗战开始以后，陈曾任重庆行营调查副科长，给王孔安当副手。

运输统制局交通警备司令部成立以后，陈绍平被戴笠保荐为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