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84)

随着西南环境的日趋复杂，考虑到运输在当时抗战环境下的重要性，1940年4月18日，一个新的交通运输管制部门成立了，这就是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同时撤销了原有的军委会运输总监部及运输总司令部。

为表重视，运输统制局主任，蒋介石原本打算自任的，后在张治中的劝说下，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

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秘书的张令澳回忆说：“滇缅公路通车后，是后方一条对外的唯一交通线，关系十分重要，为此专门设立一个战时运输统制局来管理这一条公路，它由昆明直达缅甸仰光。当时孔祥熙和军统戴笠都想争夺这个机构在自己手里。”

张治中当时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张令澳说：“张治中看到一份成立运输统制局的签呈，在局长人选上留有空白，蒋介石批了‘自兼’两个大字，张觉得最高统帅不宜兼任此职。”

于是，张即与何应钦商量说：“最好由你来兼，若由委座自兼，恐不成体统。”同时，张在签呈建议说：“职深恐钧座自兼此职诸多不便，为维持最高统帅的威信，拟委敬之（何字敬之)总长兼任为宜，请酌夺。”

蒋看了，认为很有道理，便在原件上批了一个“可”字。

张令澳回忆说：“后来这个局流弊百出，争夺激烈，外间议论纷纷，何应钦启用两年前被撤职的原侍从室一处主任钱大钧为该局的参谋长，也无济于事，深感捧了一只烫手的山芋而大伤脑筋。可见张治中为蒋考虑之周密。”

1940年4月20日，在运输统制局的成立大会上，蒋介石进行了长篇演讲，他指出：

“我们从前交通运输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事权不统一，以致组织散漫，统制缺乏，流弊所及，予国家军事以很大之障碍。”

“须知今后我们抗战之胜败，不仅决于前方将士之战斗，而要看前方作战所需之一切补充与接济，后方之交通运输能否尽速源源赶上以为断！否则，前方虽有很多军队作战，因运输接济之不济，亦必归于失败！因此，我们一定要本着过去所得经验与教训，实行交通运输之彻底统一，以求事业之统制与力量之集中。大家应共同一致通力合作，以达到改进运输之目的！”

蒋强调说：“现在运输事业比前方军事还觉重要，所以我们统制局一般办事人员，必须以前方士兵作战同样之精神，不辞辛劳，不惜牺牲，来推进业务，尽忠职守。不好以为我们运输统制局，是后方机关，而非前方军事机关可比，因而精神松弛，工作随便。须知我们今后运输事业办理完善与否，直接关系于前方之胜败，各位所负之责任，实极重大，切盼大家以后能人人竭尽心力，完成任务，然后一切交通运输事宜，才能如计进展！”

最后，蒋鼓励说：“以上所说今后运输事业之集中统制与运输运动之计划实行，实为本局目前最重要之急务，关系抗战胜败与国家存亡，至为重大！本委员长本拟亲自主持，现由何总长兼理，即如我亲主其事一样，希望大家深体本委员长今天所示的意旨，集中全副精力，一致认真作到，更要开诚布公，通力合作，人人奋发前方士兵战斗之精神，以求运输事业之发展，来完成本局创设的任务，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

运输统制局成立以后，西南运输处进行了改组，仅保留其国外业务，国内业务则移交给中缅运输总局，因此前宋子良已经赴美国“公干”，遂以曾任福建省府建设厅长的陈体诚代理处长。

陈是个专家型的人物，并非职业官僚，其影响力自然远不及宋子良，加之此后各种各样的运输机构层出不穷，客观上也动摇了西南运输处在滇缅路上的“专营”地位，最终于1941年底被撤销。

按：西南运输处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个机构对于抗战初期的后勤补给做出了极大贡献，这一点，因与我们探讨的主旨关系不大，故不赘述。

从蒋介石的演讲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运输统制局的重心并不在于“运输”，而在于“管制”，因此专设监察处，负责此项工作，处长是曾短时间当过西南运输处处长的曾养甫。唐新说：

“首任监察处长，由蒋公遴派曾养甫充任。这是一项非常困难工作，除英、法属地种种问题以外，只在国内，数不清的军政人员、商人、工人、司机，以及游勇、流氓，皆视川滇、滇缅公路，为发财快捷方式，扰扰攘攘，如蚁附膻，私利所在，一切不顾。”

前面说过的姜豪，也曾经在西南运输处工作——前面说过，“姜豪路线”结束以后，他从香港回到重庆，最初被朱家骅派到中统当“专员”，因他不愿干特工，遂在其洪门“大哥”汪禹丞的儿子汪英宾介绍之下，进入改组后的西南运输处，在重庆分处当主任秘书，因此，姜对当年的运输行业非常熟悉，他回忆说：

“抗战期间在重庆，机关公务员的生活，一般的都是很清苦的，贪污舞弊，过着奢侈腐朽生活的，毕竟是极少数，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情况也是相同的。不过确有极少数人，利用手中权力，大发国难财。尤其像我们运输单位，更为发财的好场所。譬如当个汽车司机，人家叫他们的驾驶室为‘财神堂’，因为公家的运货卡车，一上路，就是他们司机的天下了，随时随地可以私自载客和搭载私货，所以司机最易发财，有的司机生活腐败。沿途在站头上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面对这种环境，曾养甫知难而退，这时恰好政府任命他为滇缅铁路“督办”，遂辞去运输统制局监察处长一职。

因运输统制局“顶”掉的是西南运输处，而监察处承袭的自然就是原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了，按着这条线去推，这个职务，顺理成章地又交给了军统。唐新说：

“要贯彻监察工作任务，使运输纳入轨道，整然有序，需要一既有魄力，又有方法，而且不怕开罪各方的人，才能胜任。当局考虑复考虑，认为没有人比戴氏更为适当。于是这一重任，又落在他的肩上。”

事实上，既然运输统制局的主任是何应钦，而监察处又交给了军统，那么这个处长，也就只能是戴笠来当了。所以唐新评价说；

“吾人要略叙这些经过，旨在说明军统局之所以介入许多属于职掌以外的工作，大部份是因客观环境之需要，由当局所决定，而非由于戴氏揽权，他不是一个爱好揽权的人。”

当年7月，戴笠任运输统制局监察处长，仍以张炎元任副处长，负实际的责任。

——张炎元在西南运输处工作，不到两年时间，但对于他来说却非常重要，因他凭借这个位置搭上了宋子文这条线。在许多年之后的交代材料中，徐远举等人曾说：

“他（指张炎元）在戴笠未死之前，其政治背景主要是依靠戴笠，只是到了抗日战争中期，由于充任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的处长及交通巡察处副处长，与宋子良接近时多，才与宋子文家族有了一些接触”

戴笠死后，张通过郑介民、黄镇球的推荐而做了宋子文亲信（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时，张炎元充任保安副司令、这时与宋子文家族的关系上算是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