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82)

早在“遮放仓库爆炸案”发生之前，国民政府就已经在酝酿成立一个统一交通运输事权的机构，当时，中国所有的对外运输已经集中到西南一隅，而滇缅路上却混乱不堪，效率极其低下，作为政府机关的交通部根本管不了，亟需改革管理体制。

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又是与交通运输看似毫无关系的戴笠，唐新说：

“而戴氏独以为欧洲战事发生，将诱导敌人侵略东南亚，且必先从越南下手。因而密令在西南运输处工作人员，及早作应变准备，包括运输问题在内。这个时候，全国交通运输事宜，名义上，是由交通部管理，实际则是各自为政。”

早在此前的1939年冬，日军进犯广西，为了解前线军事运输情况，戴笠特派张炎元赴桂南战场实地考察。张回来后，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

“此次桂南作战，各部队多用汽车输送，但各部队未曾派定人员妥为指挥。指定下车地点，距离火线过近，秩序未见良好。又官兵下车后，未经充分整理，即开上火线，故师与师之问，团与团之间，阵地互相错杂，有至一星期后，始能将部队阵地清理完毕，此影响于部队之作战指挥者甚大。再此次桂南前线，集中大军十余万人，沿途所见，各部队服装给养，均极不完备。在昆仑关前线作战之部队，有每日只吃稀饭度日者。在武鸣之一七五师苏祖艺所部，当地已天寒地冻，霜雪载途，士兵棉衣尚未发下。一般部队之军需副官，多以社会落伍份子充任，对官兵生活，漠不关心，如此情形，何能发挥战力?”

张炎元所说的，还是军事运输，都已经乱成一锅粥，遑论民间运输！于是，戴笠给蒋介石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另行成立管理机构，并赋予其“统一运输管制与检查的全权”。

与此同时，戴笠亲赴缅甸视察当地物资转运情况，唐新回忆说：

“二十八年冬，越南河内，已被封锁，我进出口物资，皆集中于仰光一地。其时英国尚无过分不友好表示，众信滇缅运输线，将可保持。正当运输繁忙之际，戴氏到达仰光，他看过港口设备、货品堆积情形以后，当即命在缅甸单位，于腊戍一带，选择有掩蔽地方，设立大规模仓库，尽速雇用商车，将进口待运货品，迅速转运腊戍，并限时完成。”

唐新说：“不久局势转变。敌机轰炸仰光，货品因疏散及时，所受损害，甚为轻微，各方啧啧称奇，认为他料事如神。其实，这是每一个了解时局情势，而又肯于负责的人，都应可做到的事，不足为奇。”

到1940年春，戴笠再赴缅甸，做强化潜伏的布置。

在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军统的海外工作。

在早先，除内地外，军统局仅在香港一地设有外勤机构，在本部，亦无针对海外工作的指导部门。唐新说：

“民国二十四年以前，戴氏所领导的特务处，除香港一地以外，并无海外工作单位。即香港工作，亦是为便于侦防国内叛乱事件而设。当时的情报机构，仅是南昌行营调查课，与部份驻外使领馆，作有限度的联系。调查课为谋加强此种联系，曾与参谋本部合作，招训少数适宜于国外工作人员，拟派往国外，担任使馆武官之类职务。首次参加受训的，有胡伟克、左曙萍、严泽元、郭寿华等人。”

“处课合并”之后，戴笠全盘接受了调查课的海外工作，像顾子载、郭寿华等有驻外工作经历的人才，就是此时进入特务处的。唐新回忆说：

“调查课归并之后，特务处始设国际股，嗣改为国际科，处理国际有关情报。以后，虽有个别海外通讯员之派遣，目的亦只在于了解一般国际情况，犹不能称为工作组织。海外建立工作组织，是在抗战以后。”

唐新说：“当时在东南亚一带工作布置；最大困难，是精通各种语文的工作人员，有些地方，还须兼通方言。次之，是要在蛮荒地带生活，能与恶疾瘴气搏斗。而戴氏竟然能物色到很多合于条件工作人员，并能在敌人占领区长期潜伏，所以他能成功的开辟海外战场，与敌争锋，屡建奇功。”

抗战开始以后，戴笠首先将海外工作的触角扩展到越南，唐新说：“民国二十八年春，戴氏料敌必侵东南亚，并可能首先进攻越南，即着手在河内建立工作组织。”

1938年初，许念曾以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的身份，兼领军统河内直属组组长，内勤即方炳西，组员当中，还有后来成为越南站站长的林金苏，电台台长是张亚民。

在“河内刺汪”中，军统驻河内的潜伏组织很好地起到了配合作用，至于刺汪失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接着，戴笠又令谷兆芬以国民政府驻西贡副领事为掩护身份，任军统驻西贡直属组组长。

谷兆芬，原在上海市丨警丨察局工作，军统在武汉刚成立时，谷曾在局本部当过三个月秘书。后“中苏技术研究所”成立，谷任汉口组组长，后被派往西贡。唐新说：

“（越南的潜伏工作）由河内逐步发展至西贡、海防、芒街、东兴、顺化等地。并于谅山设联络站，以便策应。同时期，并与党方协力建立‘各机关驻越工作团’，透过该团，以争取华侨之支持。”

接下来就是缅甸了，唐新曾说过：“若将军统局在海外各地工作，试作一比较，其在缅甸成绩，可谓首屈一指。缅甸对于我国，在抗战时期，有其特殊重要性。故远在西南运输公司，尚未在缅甸设立分公司之前，戴氏即已着手布置，首先设立仰光、腊戍两组，从事调查与准备工作。”

在首批派驻缅甸的人员中，仰光组组长即陈质平，腊戍组组长是潘其武，如前所述，借着西南运输处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戴笠将陈安插到仰光当分处处长，派潘任腊戍支处副处长。

1939年夏，戴笠大笔一挥，令张我佛到腊戍协助潘其武工作。

张我佛，前面说过，军统局的电讯高手，在策反两广行动中有出色表现，戴笠本打算将他与军统局的秘书袁寄滨、电讯督察杨镇裔一起保送入中央军校第七期深造的，结果临时改变了主意。

张我佛来到重庆，先去见戴笠。戴劈头就问：“你认识潘其武么？”

张不知何意，说：“不认识。”

戴又问：“那为什么他来电报，指明调你去缅甸工作？”

张说：“不知道。”

戴于是说：“总是有道理的，那么你就去缅甸腊戍工作吧！至于受训，什么时候都可以。”

张自然没有二话。

——向潘其武推荐张我佛的，是娄剑如。

娄剑如，1902年生，湖南浏阳人，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

娄剑如与刘乙光、谢晋元都是四期政治三队的同学，进入特务处以后，曾在西北跟随马志超工作，后被派往缅甸，任腊戍支处监查科科长，同时兼任腊戍组副组长。

当时，腊戍的电台通讯不畅，与重庆的联系经常中断，娄即向潘其武建议说：“你要想把缅甸的电台弄好，非调张我佛来不可。”

潘并不认识张我佛，即问张的情况。

娄介绍说：“张我佛嘛，他做过委员长随节电台的报务员，十七岁就出道，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无线电能手。”

潘听了，即签请戴笠派张来工作。

动身前，张我佛专门去找他的老师、军令部电台总台长方砚农请教。

方曾在特务处的电讯班当过教官，对军统很熟悉，于是指点说：“你到缅甸工作，须照国际电台，具备春夏秋冬全天候的波长，才能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