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81)

“父亲说：当年的滇缅公路全长959公里，东起昆明，途径楚雄、下关（现在的大理）、保山、芒市（现在的潞西），到缅甸边境的畹町。他在这条路上度过许多个日夜，往返过无数个来回，烂熟于心。路的面貌已经截然不同——现在从昆明到瑞丽边境全程都已是高速公路，但是，山河依旧。父亲一路不断地叙说着在眼前经过的地方他所遇到过的各种大难不死的故事。在云南驿附近，他说和母亲与哥哥坐的一辆大卡车翻车，他学过京剧，本能地一个反跟斗翻身起来，装满航空器材的大箱子正好砸在他面前！晚一点就没命了。在板桥附近，在一个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峻岭的拐弯处，他说曾经被搞错行车方向的美军吉普车迎头撞过，差点掉下悬崖。幸亏他反应快赶紧打方向盘，让自己的车屁股调回来狠狠撞到山上，车坏了，人活了。在澜沧江附近，他说有一次开车经过功果桥，山体滑坡，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前面一辆吉普车连人带车被冲入江中，他就是晚一步，早两分钟也一块儿下去了！到了保山，他又说前面不远，一位司机因为抛锚，只好在车中过夜，结果半夜发生山崩，活活被砸死在车中……在抗战年代，这条公路承载着天大的责任，也充满了天大的危险！”

宗福先回忆说：“滇缅公路初建，父亲因为擅长管理经常被派往最混乱的站点负责整顿，疲于奔命。1940年3月初，遮放运输站和接转库工作混乱，站长兼库长辞职离去，上司又把我父亲派去。”

因宗之琥刚刚将西南运输处保山站整顿好，十分疲乏，上级允诺，宗只负责管理遮放库一个月，时间是从3月13日到4月12日，整顿完毕即调回保山，4月13日即派出新的站长和库长接手遮放。

宗福先说：“我父亲到了遮放一看，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糟得多！那里所谓的仓库都是竹子的屋架，芦席的围墙，铅皮的屋顶。大量的军火就堆在露天，没有任何防火灭火设施。父亲当即打了两份报告，提出仓库建设刻不容缓！上司接父亲报告后也立即打电报给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信中转述了我父亲报告的情况，说：‘一根洋火，不堪设想！’”

谁能想到，就在宗之琥负责遮放库的最后一天、离他卸任还不到三个小时的时候，大祸从天而降。宗福先说：

“遮放仓库发生大爆炸！父亲听到爆炸声立即朝仓库狂奔而去，但是距离仓库一公里半就再也过不去了，热浪灼人，无法逼近。爆炸和大火一直延续了六个多小时，眼看周围五千多吨军火化为灰烬，父亲欲哭无泪，两次瘫倒在地。当时他还不知道爆炸是何原因，但父亲认为自己身为站长职责所在，罪不可赦！天一亮，父亲就向驻遮放的副处长请求立即把自己拘押。副处长回答：我自己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事发之后，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即率副主任龚学遂、秘书长曾昭六及警卫稽查组长张炎元等人前来调查，当时确定并上报为日本飞机轰炸所致。宗福先说：

“18日宋子良带领副主任等一行赶到遮放，20日对父亲进行了审讯。临走前一位副主任对我父亲说：宋先生和我都想尽力减轻你的罪责，因为你太年轻，还不满二十六岁，你来遮放也是临时救急，不足一个月。但是，能不能做到，我们不知道，这已经不是我们的权力了。这位副主任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我父亲的险情报告就是打给他的啊！宋子良也是接到过同样报告的啊！”

宗回忆说：“母亲把我姐姐托付给同事赶到了父亲身边。父亲当时抱了一种赴死的决心，他认为，国难当头、战争期间，这么多军火毁之殆尽，无论调查下来原因如何，自己罪责难逃！如果判他死刑，他将引颈就戮，这样才能换取一分良心的安慰。”

赵丽德则说：“要活两个人一起活，你死我也死！遮放的混乱不是你造成的，你是一来就打过险情报告的！”因此，赵决心去重庆“拦舆告状”，宗福先说：“分手时，父亲和母亲都意识到，这不仅是生离，还可能是死别，他们抱头痛哭。”

当时，宗之琥还给太太赵丽德及他在滇缅公路任职的同学留下了遗嘱，说：“仓库爆炸，自己作为站长责无旁贷，死而无怨。”

5月，兵工署再度派专家进行调查，分析为“丨炸丨药自动爆炸”所致。宗福先说：

“五月中旬，兵工署派两位专家带了一批技术人员来勘察、鉴定。最后认定，有一批工程爆破用的黄色丨炸丨药，从缅甸错发到了遮放，一位副站长违规接受了下来，等待转运，父亲事先并不知情。因为缺少仓库露天堆放，当地日夜温差大、热胀冷缩，自燃自爆引发了这场灾难。”

6月，军法执行总监部派中将军法执行监徐承熙到遮放，对有关人员进行“审讯”。

幸运的是，宗之琥并没有被判处死刑，宗福先说：“军法处拟议中判处我父亲十年徒刑，那个接受黄色丨炸丨药的人五年徒刑，副处长三年徒刑，处长撤职。”

接着，峰回路转——7月底，遮放方面突然接到西南运输处总处的一份电报，大意是：“奉委座电，以西南运输处滇缅滇越两路抢运奋勉，所有遮案议处各员应从免议，仍须转饬各该员等应格外奋勉，以赎前愆。”

令宗之琥无比痛惜的是，在他被监禁期间，他的长女宗福丽夭折，宗福先回忆说：

“原来就在我母亲去重庆期间，我的姐姐得了急性脑膜炎。在重庆求告无门、四处蒙羞的母亲闻讯后心急如焚，即刻又从重庆折返昆明赶回保山。但是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单单从昆明到保山她就走了四天四夜！等她赶回，姐姐已经孤苦伶仃地离开人世。——六十多年后，父亲提起姐姐还是泪流满面，他说：她还不会走路就一个人摸黑去走那么长的路了！”

此后，宗之琥回到西南运输处的后身中缅运输总局工作，后任运务处调度科长，抗战前夕任滇缅公路运输局汽车运输总队总队长。宗福先说：

“1945年6月，他突然被一个电话叫到了重庆，毫无准备地从此离开云南，离开了八年抗战中他工作过六年半的滇缅公路，连回去拿一次行李的机会都没给他。”

此后，宗之琥任民生轮船公司香港区经理兼上海分公司经理，1949年，他指挥船队从香港转移到上海、广州，当时才两岁的宗福先也跟着回到上海。

宗福先回忆说：“许多年后，造反派审查我父亲：蒋介石为什么把你放了？除非你是军统或中统！父亲说他不喜欢国民党政治更没有当过特务，他是相信技术的人。但他确实说不出自己怎么会逃过这一大劫！也许是滇缅公路当时奇缺专业管理人才？也许是有人据此要扳倒宋子良，引发国民党高层争斗的结果？他一辈子都没搞明白。但是他此后几年中对滇缅公路运输管理的贡献使得他在抗战期间的滇缅公路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笔，也使他一辈子问心无愧。”

1968年，宗福先毕业于上海延安大学，1978年9月，他写的一个剧本曾轰动一时，那就是《于无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