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80)
“拿下”唐海安，张炎元继续往西南运输处安插军统的人，这时广州已经沦陷，总处迁往昆明。慕予回忆说：
“总处完全撤退到昆明大渌水河后，召集了分支处长会议，决定裁并湘、桂两省分支处，充实越南，缅甸和滇缅路的运输机构，和裁撤总处铁路运输组和航运组，所有被裁撤的人员统被安插在滇缅路。调整的结果，军统抢得了一个国外分处，张炎元又向军统搬调大批人马来占领新开各处的监查科。”
按：慕予说的“军统抢得了一个国外分处”，即指仰光分处。
这时，又一个好机会来到张炎元面前，费云文说：“广州沦陷后，总处迁昆明，而以滇缅公路与滇越铁路为主要运输路线。为了加强运输卡车的工作绩效和提高司机人员的素质，办了一所司机人员训练所，由宋自兼所长，张炎元兼任敎育长，曾施训司机三千人。”
——这批驾驶员，大部都是侨领陈嘉庚招募的华侨司机及技工（2000人），陈同时还代表华侨捐献卡车2000辆，大大充实了西南运输处的实力。慕予说：
“张炎元趁机签准宋子良在昆明成立司机训练班，把从国外回来的二千名司机和技工，和在沅陵、贵阳及重庆三处招考的髙小毕业生，合共三千五百人，集中在一起受训，对他们进行军事和奴化教育，时间为三个月至半年。并改大队为运输单位（每大队管辖三个中队，一百五十辆车)。他调来一批曾在成都军分校毕业，且经军统息烽训练班训练过的学生，分任各大队的大队长、大队附。”
这样一来，运输业务完全被张炎元控制，吴琢之的所谓“公路运输组”，只能管修车了，慕予说：
“吴琢之对张炎元，也只好唯命是听了。‘斩狗教了猴’，龚学遂对张炎元也事事请敎，但龚所领导的工程师，仍被张手下的各分支处的监查科整得很厉害。”
对于张炎元搞的这一套，陈嘉庚很不满，1940年夏，陈回国视察，看过“司机人员训练所”之后，曾向宋子良明确提出：
“司机训练所，首要注意驾驶和修理的学科，军事训练只是次要问题。枪法、打靶及射击一类的专门军人训练，固无必要；爆破，防范异党分子活动等等特务训练，更与司机业务无关。”
宋子良以西南运输处主任身份兼任司机训练所所长，对于陈的质询，他采取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处理方式，慕予说：
“作为主任的宋子良根据陈先生的意见，着实训斥了作为所长的宋子良，‘切切注意，毋得有违’等语。但作为所长的宋子良却大做文章，把陈先生的意见痛快驳斥一番，认为陈嘉庚先生破坏了‘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和‘军事第一’的口号，最后有‘所令各节，未便遵办’等等，大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势。这时，总处刚巧又奉到军委会训令，要遵照陈先生的意见，着实改善司机训练所的训练，坐在主任办公室的宋子良，看了所长宋子良的顶撞上司的公事，拍台打凳，大骂‘岂有此理’，之后，他就到司机训练所去。但一坐到所长办公室，却又掉转枪头，对总处转来的军委会训令，又骂‘姑息养奸’和‘养痈贻患’。这样两头转，两头骂；转过了，骂过了，也就算了。”
其实，宋子良是聪明人，因他自问奈何不了张炎元，又要糊弄陈嘉庚，不得不如是耳。
1940年春，西南运输处出了一件大事，地处遮放的一个周转仓库起火爆炸，大批军用物资被烧毁。
——广州口岸失去之后，中国所能倚仗的只有滇越铁路运输和滇缅公路运输，分别接运越南海防和缅甸仰光两个港口的物资，此后，法越政府在日本压力下宣布停止中国一切过境运输，这样，中国就只剩下滇缅公路运输这一条独木桥了。
所谓滇缅公路运输，即指物资到达缅甸仰光之后，从仰光运抵云南昆明。于是，西南运输处在昆明黑林埔设滇缅公路运输局，并在毗邻缅甸的芒市和遮放两个镇（属潞西县）各设立了一个周转站及库房，缅方负责将物资从仰光经腊戍运到芒市和遮放，西南运输处再继续送到昆明。
因仰光港口吞吐量很大，而从腊戍公路至遮放的道路又比较好，因此大量物资源源不断的送往芒市和遮放两地。其时，正值日军进犯广西，西南运输处的运力几乎全被调往柳州，结果积压的物资越来越多，终于出了大事情。慕予说：
“40年春末，西南运输处芒市临时仓库失火，烧掉了三千多吨物资；其中有汽油、布匹、沥青、黄丨炸丨药，及华侨捐赠的药品，都是经过千辛万苦，从缅甸运进来的。”
慕予的回忆不太准确，出事的地点是遮放周转库，着火时间是1940年4月12日夜间9时l5分左右，至次日凌晨渐熄。库存的5500多吨物资，除了1000多吨金属材料以外，全部付之一炬，此外还烧死40多名警卫及装卸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遮放仓库爆炸案”。
慕予回忆说：“失火的原因，传说不一，但无论如何，警卫不力和稽查不严的警卫稽查组，及其附设在保山分处和畹町支处的监查科，总应负其咎。但宋子良对本案既不调查，也不审问，除惺惺作态向军委会自请处分外，仅把畹町支处长严寿祺，保山分处长冯建统撤职，把下关支处长沈景初革职留任。其实冯从沅陵分处调保山不久，沈在下关与芒市简直风马牛不相及，都是无辜的牺牲。这件案子由于宋子良自己出面，军委会不便发作，当下即批示‘宋子良无庸议处，关于保山分处长和下关畹町二支处长如拟办理’了案。”
事后，冯建统曾对人说起，他之所以被免职，“不是为了三千吨物资的损失，倒是为了早在长沙分处时与吴琢之有意见。”
慕予则认为：“宋子良之所以自己出头，则为了庇护张炎元，不则彻查起来，则上自警卫稽查组长张炎元，中至畹町支处和保山分处监查科长王功鎏等，下至押运员和稽查员，少不免有几个会被枪毙。宋子良就这样处理，实有不良居心！”
——冯建统和慕予的看法，都不太全面，对于“遮放仓库爆炸案”的处理，还真是另有内情。
遮放周转站和库房的负责人，是当年3月初才调过来的一位年轻人——宗之琥。
宗之琥，1914年生，江苏常熟人。
宗毕业于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1937年7月26日，宗之琥在北平举行婚礼，准备迎娶他的大学同学赵丽德，结果日寇正好于当天进攻广安门，这就是“广安门事件”。宗之琥的儿子宗福先回忆说：
“不料婚礼刚刚开始，炮声响了：日本人炮轰广安门，进攻北平！宾客们四散逃离，没有人祝酒，也没有人闹房，父亲母亲在炮声中恐惧地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7月29日，北平沦陷，父亲母亲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旅。”
1939年3月，宗之琥夫妇辗转来到昆明，因宗系专攻交通运输的高材生，遂经学长援引进入西南运输处。宗福先说：
“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国外物资经香港、广州进入中国的渠道被切断，同时，云南抢建的滇缅公路却已基本打通，我父亲就此被调往昆明。其后他一直都在滇缅公路这条当时外援物资输入中国的大命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