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79)

慕予回忆说：“武汉会战酝酿期间，由香港进口的军用物资，除由粤汉铁路输送外，多由西南运输处的汽车由广州运到长沙。吴琢之先选出廿四个中队出发，公路运输组对这廿四个中队的官佐兵夫，只给过两个星期的草草训练，官佐绝大部分原是江南汽车公司的卖票员、査票员、司机和铜匠提升起来的，小部分是曾养甫时代在广州临时招考进来的；兵夫小部分是由江南汽车公司的预备司机及学徒调来的，大部分却在广州招雇的。”

慕予说：“像这样浩浩荡荡的汽车运输，在当时中国还是第一次；像这样爬山越岭的作业，在当时的中国司机也还是第一次尝试。因此，经过九峰山、南岭时，触山、翻车等事故层出不穷，当这些车队到达长沙时，残缺不全的车辆，竟达二三百辆之多；翻车的数目占了几十辆。”

这下冯建统可有话说了，慕予回忆说：“冯建统抓紧了这个机会，连拍了几个电报给宋子良，控告吴琢之破环抗战运输，破坏抗战物资。宋子良接到电报，曾大骂吴琢之不懂事。从此，吴既恨龚，又恨冯（建统），但也感到处境日益困难。军统分子张炎元曾乘机拉拢吴琢之，结成吴张联盟，把大批军统爪牙派到吴的修理系统和运输部门。”

根据西南运输处的业务分工，各地运输段系双重管理，在建制上属直属吴琢之的公路运输组，但为配合各地的实际任务，又规定相应地区的各分支处有权对其监督指挥。到1938年6月，正是运输最紧张的时候，公路运输组的管理无甚改观，结果各分支处对吴琢之群起而攻，冯建统连续发出紧急电报给宋子良：

“倘总处不改变运输段的隶属权，分处不负任何运输责任；停长沙，损坏不能行驶的数百车，吴琢之如不及早修好，倘遇敌机轰炸，分处决不负任何责任。”

其他各分支处对此亦颇有微词，宋子良也是个不耐“俗务”的人，于是全推给张炎元，令他“调查，研究，改善”。

对此，慕予回忆说：“吴张虽有联盟，但张仍微嫌吴还不能唯命是听，却尽量找寻机会，使吴驯服，特地偕吴由广州到长沙、湘西一带作了一次视察。即以沿途弃置不少破烂车辆、不少车辆抛锚停驶，又发现有一队汽车司机带‘黄鱼’等为理由，认为贵常段正副段长不负责管督贵重段过境军辆为借口，电报宋子良：一，将贵常段正副段长撤职査办；二，立即裁撤各运输段；三，各运鍮段员工，包括车队官佐兵夫，统移当地分支处择优录用。”

宋看了，想也不想即批示同意，慕予说：“宋子良按照张炎元的电报办事，并把衡常段长和贵重段长也一起撤职。这一来，吴琢之得力的三个爪牙给整掉了；张炎元却把各运输段内的军统分子，调往当地分支处监査科工作。张炎元还指示各分支处监查科长要参加各分支处对车队官佐择优录用的工作，借此打开车队缺口，以便再调大量军统下层人员来填占车队位置。”

根据原有编制，各分支处监査科只有六个人，结果张借着这次机会，将监査科扩大，并在科内增设警卫股押运股和稽査股，员额增加到二三十人，此外，还有不少额外的稽查员和押运员。

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借着西南运输处的“内讧”，张炎元彻底将其最重要的一块业务——运输——置于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慕予说：

“监查科长名义上隶属分支处长统辖，实际上都与分支处长平行，对分支处的经费开支、用人叙薪、甚至分支处长的私生活，无不过问，引起了各分支处长及其他科股站人员的普遍不满。他们经常捏造有关分支处长及各级员工的情报，送给警卫稽查组张炎元，或直接寄到军统局，使许多员工蒙受‘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各种惩处。”

西南运输处还有个总务组，负责人即人称“烂仔”的唐海安。

唐海安是广东文昌人，当年也曾经是个人物，据重庆银公司经理、汪伪时期给周佛海当过秘书的孙曜东说：

“唐海安曾是发过大财的人。他因与宋子文同乡的关系，从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回来后，就受到宋的重用，先后担任过广州烟酒专税处长、全国印花总税处长、缉私总处处长、税警总团团长，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后，又担任财政部秘书、淮安关监督、镇江海关监督，后任上海海关监督。宋子文很赏识他，他又擅长与外国人打交道，所以在海关与财政部的公函往来中，他的签名要在海关税务司伯乐德之上，掌握了上海海关的关税大权，以至于‘暗杀大王’王亚樵受人之托，要拿他的脑袋。”

孙曜东说：“他对宋子文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每周宋子文从南京回上海，他都要去北站迎接。1931年7月，王亚樵率人在北站向宋子文行刺，第二号目标就是他唐海安。结果枪手们走了神(也有人说是内部出了问题)，没有击中宋和唐，却把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海上交际名媛唐瑛的哥哥)击毙，让唐海安躲过了一劫。”

抗战开始以后，唐随宋子良到了西南运输处，名义上负责总务，但因宋很信任他，即以他作为一部分采购生意的中间人，这下唐的钱挣得可太容易了。慕予说：

“在抗战初期，美商和其他外商卖给中国的抗战物资，全是现款交易。宋子良代表中国政府统一与外国商人的买卖，不光是军火一类，即如交通器材，五金原料，乃至于布匹，棉花，橡胶，西药……等，宋子良莫不与之订购。这些买卖固然大部分经过驻外国的中国大使馆，代表宋子良直接定下来，但在香港由唐海安就地介绍成交的也不少。”

慕予回忆说：“唐海安在这方面所得的回扣为数极巨。且上述物资，运抵香港后，不能由船头转上广九火车运出，势必在香港仓储一段时期；当广九火车在吞吐不了那么大的容量时，又势必在香港雇船分运至广州，或梧州，柳州。仓储，雇船和其他雇佣搬运夫役等等合约，又无一不经唐手，唐在这方面亦大量中饱。其中自然有宋子良一笔。”

这样一块“料”，张炎元当然不能容他，这个任务，张交给了人事科长陈质平。

给人下套使绊，是陈的拿手好戏，慕予回忆说：“唐海安在西南运输处不久，便给军统的陈质平挤跑。据说陈质平为搞垮唐海安，曾向军统局搬来不少特别经过‘风流训练’的年轻貌美的女人，打进唐公馆去充当各种各样的角色，因而窃得了唐存在保险箱里一大批舞弊的合约。陈质平把这些资料全呈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为了搪塞华侨对宋子良的指责，才着宋子良把唐海安撤掉。”

陈质平立了这一功，此后不久，在西南运输处的机构调整中，陈升任驻缅甸仰光分处处长，并以此为阶梯逐渐向外交部门转向，最终居然成为一位国民政府驻外的“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