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77)
对于女生的分配，宗化民说：
“戴笠与女生谈话，时间拉得很长，内容是别人不知道的。有些办理缮写名册的下级说：女生貌美的，戴笠在名册上都有暗号，并记在戴笠的日记本上。”
有一些男生曾在私下里说：“哪个校花有被选进宫的危险……”
宗化民回忆说：“谈话后不久，跟随戴笠到兰州的军统人事处(或科)长根据戴笠的企图，对学生分配工作：一般到沦陷区的特务地工，都是少校以上待遇；派往军统局内部的特务先充科员；派往豫、陕、甘、宁、绥充特务内勤者多为上尉；或运输统制局各公路检查汽车者多为中尉；女生一般貌美者挑选重庆工作，丑陋者留在西北一带充邮检或译电工作。”
不管大家的私下议论是否有理，反正“貌美”的周方确实是被分配到重庆局本部了，在图书室工作，不知道是不是刘培初在人事处长（此时已经换成李肖白）那里使了“暗劲”。
宗化民则被派去潜伏，回他的老家——北平。
此时，北平的工作，归“五原办事处”指挥。
——在1940年以前，特务处乃至军统的外勤单位，基本都是“站、组”两级设置，在省站以上，视实际需要而设“区”，并没有“办事处”这样一个层级（前述梁干乔的“华北办事处”是个临时机构，系因某项专门工作而设立的）。
此后，因军统在各地的外勤机构接连被破获，许多地方的潜伏单位需要整理，亟待“改革”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军统的权力越来越大，管的“闲事”越来越多，原本以情报、行动为主的“区、站、组”三级设置，已经很难适应层出不穷的“新业务”，于是，“办事处”、“实验区”等等机构和层级应运而生。
军统局迁到重庆之后，在郊外缫丝厂设有“乡下办事处”，这个所在，前面说过，实际上是军统的第二办公地点，并不是“业务部门”。因此，成立于1941年春的“五原办事处”，才是戴笠在外勤单位上的首次“新尝试”。
前面说过，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军统在北方的平、津、察、绥、晋五个省站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被日伪一扫而空，此后，北平、天津等地，虽迭经重建，并有“刺杀天皇特使”等杰出表现，终因生存环境恶劣而无法持久，广大的北方区域几乎只剩马汉三一人。
到1941年春，在察、绥两地又苦苦支撑了一年的马汉三，终因无法立足逃回后方。宗化民说：
“1941年春马汉三去重庆见军统局局长戴笠，报告沦陷区组织在华北完全被日军破获。”
宗回忆说：“马汉三表示他有特征斜眼，已不能再去平、津，希望军校警校毕业学生去沦陷区，由他在五原陕坝联络接渡。”
这就是所谓“办事处”的由来，徐远举回忆说：
“1940年军统在北平、天津等地的组织，被日军破坏，于是在绥远的五原成立一个办事处，以马汉三为主任，利用德王等的关系，恢复和建立平津的组织。在北平、天津、热河、察哈尔各有一个组。这个办事处，除指挥上述各组织外，还指挥军统绥远站。”
这个办事处的奥妙何在呢，说穿了，即将原有潜伏的“区”或“站”的“管理机构”设在后方，仅向沦陷区派出规模较小的潜伏组、甚至个人，直接由办事处指挥，这样组与组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同时减小目标，相对安全一些。
但话说回来，安全的，仅仅是马汉三个人，对于派出去潜伏的人员，危险依然是百分之百的。
“五原办事处”成立之时，恰逢兰训班第二期毕业，因宗化民等原本就来自平津，因此，戴笠有意将他们全部派回去潜伏。宗化民说：
“1941年戴笠去兰州主持中央警官学校兰州特训班学生毕业典礼，与学生个别谈话，嘱望平、津到兰的16个大学生回到平津作抗日工作。”
当时有几个人表示不愿意去，戴很不愉快，当问到宗化民、耿耀武、杨祖福等三个人的时候，宗化民表示得很坚决，他说：
“国家到此地步，半个中国被日本侵占了，既然校长（指蒋介石）、戴先生领导我们抗日，我一定去沦陷区，在北平、天津、张家口都行。”
戴一听非常高兴，他握着宗化民的手说：“好样的，张季春先生生死不明，你到北平、张家口以后先把张季春的消息派人到五原或西安转告给我，下去和李处长（李肖白）谈去的安排。”
宗即去找李肖白，李说：“宗同志去平绥线，你可和五原办事处马汉三联系，并由他安排行程。”
宗化民听了即问：“去平津，谁领导我？”
李肖白说：“你就是领导，你在平、津能有很好的社会关系。”
宗又问：“又为什么找马汉三呢？”
听宗化民的话头，对马不太买账，这里有点奇怪，因宗不过一个刚毕业的学员而已，且与马并没有共事过，他的情绪从何而来——李肖白下面的话，等于给我们做了解释：
“老板〔指戴笠）的安排，沦陷区来的人多数不满意马汉三，说马汉三牺牲别人，流氓习气，他不能再去平、津了，牺牲不了你。要团结，不要自高自大。”
宗化民听了，“慨然”道：”我为抗日而来，为抗日而去……服从命令，听指挥。”
宗回忆说：“当时去沦陷区平、津的有宗化民、耿耀武，去南京、上海的有汪芸凡、杨祖福，但互不联系。”
这时，五原办事处已经成立，办事处处长马汉三、书记是他的老搭档许先登。为笼络宗化民，马汉三找到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给宗化民搞了个长官部少校课长的名义，并派宗化民为沦陷区第一组组长，负责平、津、张家口三地的情报工作。
临行，晚三个月毕业的张永康流着眼泪对宗化民说：“你回到家乡千万看看我的老母，她年老了，我恐怕看不见她了……她见了你就好像见了我一样……”
宗随即动身，从兰州到绥西，准备辗转赴北平，结果因无法通过敌区，耽搁了好几个月，不得不于当年于11月间折返陕坝。
就在宗回到陕坝的次日，他得到一个噩耗——张永康死了。
张“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五原办事处绥西支台，宗回忆说：“特务头子马汉三、许先登和支台长于文华强迫命令他到固阳黑教堂一带日伪汉奸部队的随军组充报务员。他几次请求说自己不适宜去，特务头子威胁他：‘工作需要没有个人自由，非去不行，不愿去也要去，违抗命令就要处罚。’”
张的上级，是马汉三手下的得力干将冯兰亭，曾策反投伪的原东北军白凤翔部。
到达黑教堂，冯兰亭令张架设电台与陕坝、重庆通讯，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冯大怒，取出枪威胁张，冯的手下也吓唬他说：“没学好你敢来！再过两天不通，小心你的脑袋……”
张是学生出身，哪受得了这种侮辱，到第四天，张对大家说：“你们好好休息睡觉，今天气候好，可能叫得通，明天你们听好消息吧！”
次日，大家发现张永康已经服鸦片自杀了。宗化民回忆说：
“我到陕坝的第二天，冯兰亭派人到陕坝向马汉三报告了这个情况。当时五原办事处的特务头子马汉三、许先登再三叮嘱我：‘张永康的自杀不准告诉兰州训练班的同学，更不准告诉你们同乡，如乱说，以泄露秘密论!’我当时内心虽很难过，好朋友自杀而又受特务头子一番威胁约束，但对干军统特务却还没一点悔悟。”
宗化民说：“日本投降后，我未返回过家乡,更不知他老母的情况。张永康之死，我应负大半责任，也是我内心惭愧的事，一个纯洁的青年如果不是我带领他去受特务训练，使他走入歧途，他决不会自杀。”
事实上，在北平潜伏的宗化民，本人也是九死一生，捡了一条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