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76)
宗化民回忆说：“有一次，兰州市的军统邮电检查所长，在会场被戴笠打了两个耳光，踢了一脚。”
事情的起因，是朱绍良的甘肃省政府“收”到汪伪政权的一通“任命”。宗化民说：
“原因是兰州邮电检查所对南京日伪政权汪精卫派令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兼‘清乡司令’的日伪方面函件没有检查出来，面甘肃省政府秘书处又‘等因奉此’地将此函件转令各县。”
幸好县里不都像省里这样糊涂，有明白人，宗化民说：
“一个县政府的收发看到了公文内有‘京字’编号几百号。而不是重庆政府编号‘渝字’几千号，就把这个可疑公文告诉了军统，特务想尽办法查看到甘肃省政府的档案，发觉是汪精卫汉奸政权由南京寄出的，不是由重庆政府林森主席寄出的，就把这个情报当面报告戴笠。”
戴笠听闻此事，不相信自己的邮电检查所昏愦如此，遂顺便询问朱绍良，朱也不知有这回事，于是令手下查询，把文件拿来一看，果然是“汪精卫的印信戳记”。宗化民回忆说：
“朱、戴两人都很生气，朱绍良把办稿的科员、收发员撤职查办，戴笠则在集合会场上当众打了邮检所长，并关他的禁闭，男女检查员各记大过一次。”
宗化民说：“戴笠在高兴时讲话也嘉奖一些特务，当场表扬，升官晋级，发给特别费几百元或几千元。他的目的总是要表现他有权有势，要特务部下、特务学生害怕他、恭敬他、绝对服从他。”
第三件事是会餐，宗化民说：“戴笠到兰州，一定要在兰训班和学生一同聚餐吃几次饭，对学生的伙食表示关心。”
这一次，又被戴笠看出了问题。宗化民说：“他和学生一同吃饭时，训练班的高级特务官员照例作陪，有一次是星期天，藏笠和学生同桌吃饭，将毕业的学生桌上有红烧猪肉、炖牛肉、烩萝卜三种菜，他忽然看到新入学的新生桌上却只是一个炖牛肉，就当面追问副主任和总队长：‘为什么这样做?’副主任一向没进过学生饭厅，不知究竟，不敢答言。”
按：兰训班的学员毕业典礼和新学员的开学典礼总是同时进行的，此时第三期学员已经招收完毕。
杨清植是总队长，他是每天与学员一起用餐的，于是解释说：“因为老生节余菜金多，新生刚到没有剩余的菜金，所以菜不一样。”
杨清植振振有辞，好像还很有理，戴一听更生气了，这时食堂管理员见戴笠发问，跑过来立正听训，结果“恭逢其会”，正撞在戴的气头上，给痛骂一顿：
“一个饭厅吃两样不同的菜，官长老生吃三种菜，新生只吃一种菜，谁让你们这样做?混蛋!”
接着戴笠又问学生：“平常吃什么？”
学生们趁机告状：“平常吃馒头，熬白菜汤，没有油，主任来了每天吃好的。”
戴笠一听反而笑了，于是叫来总务组长和会计主任，命令说：
“从今天起，学生膳费每月增加三元。除了外聘讲师，所有官长一律与学生同餐吃饭，不来吃饭的要扣除薪饷。你们的伙食办不好，给我写信。”
宗化民评价说：“（戴笠）以此笼络人心。”
第四件事是慰问。宗化民说：
“戴笠每次到兰州必定到兰训班疗养室和郊区甘肃医院看望轻、重病号学生。除了说些好听能慰问话外，还当面赠给病人点心，水果、毛巾、盥漱用具和几十元钱。但过后病人如因病重以至死去，则他从不过问。”
宗化民说：“他每次到兰州也到被日军炸死的学生及病死的学生墓前追悼，说些假慈悲的话给学生听，表示他这个‘家长’对学生的关心。”
自然，刚刚死去的靳家友是戴笠要“关心”的重点，宗化民回忆说：
“戴笠假惺惺地在靳家友坟前开了追悼会，只说很好的青年死得可惜，组织上一定照顾他的家属（以后证明是当众欺骗的话），却一点没提到要追究外国庸医杀人的过错。”
这几件事，成为戴笠外出视察的“系列”，等“程序”都走完了，就可以办正事了。宗化民回忆说：
“每逢已经训练过一年的特务学生将要毕业，由招待所进到学校的新生入学，戴笠必定亲自主持这种联合典礼，并且邀请当地朱绍良、谷正伦等军、政头子等，及胡宗南手下在兰州的训练机构头子出席。”
这时戴笠最得意的时刻，宗化民说：
“在典礼上，朱绍良一定讲话，对戴笠说些恭维的话，对学生干特务说成是‘革命工作’。戴笠预备好的美国钢笔、游泳手表等，要朱绍良代表蒋介石发给学生作为奖品。散会后随即在礼堂会餐，学生向戴笠敬酒，向特务官员敬酒，戴笠又向毕业学生回敬。”
最后一件事，是当晚盛大的联欢会，学员们很早就开始准备了。宗化民说：
“晚上举行娱乐晚会，由男女学生唱京剧、演话剧，戴笠和当地军事头子、行政头子坐第一排，学校所有官、兵、夫、学生一律观看，并有茶点、糖果招待，直到深夜一二时才散。演戏所穿的西服、衬衫、皮鞋、旗袍、高跟鞋，都是高等质料，是随戴笠的专用飞机一起带到兰州的，在演出后一律赠给演员，京剧演员则另赠给衣服料。戴笠并将大批化妆品洋粉、口红、香水等送给女生区队，说是准备演戏用。”
相比于这些“虚文”，学员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的毕业分配，毕竟搞个好工作比什么都实际。
——别忙，戴笠还要挨着个的“个别谈话”，宗化民说：
“戴笠对特务学生除了集合点一次名，还要召集学生个别谈话。每次找一个学生，戴笠在副主任王孔安、政训组长廖华平，及军统局的人事处长(或科长)陪同下，与每个学生谈话。询问学生家庭情况，愿意工作的地区。”
对此，宗化民解释说：“实际谈话目的不是决定工作，而是戴笠要认识每一个学生，决定在于人事处之策划，以及学生之出身及社会关系。除了在后方干警官或军统内勤特务，以及公开的军事特务机关由人事处直接核派，由戴笠批准；派到沦陷区的，必定在当地能谋取职业，且有家属或亲朋。”
这样，学员们在这短暂时间中的表现，就很有“学问”。宗化民说：
“学生若说‘愿到重庆或在兰州、西安等地丨警丨察界服务，或在局本部干内勤工作。’那就糟了，戴笠就会皱着眉头说：‘你们都怕死，不敢去前方。’有的学生为了迎合戴笠的高兴，开口就说：‘组织上需要派到哪里，我都能去，沦陷区平、津、沪、汉需要人我就去，东北也愿去……’”
宗回忆说：“有一些学生因为屡次见到戴笠发脾气大骂大特务，令在会场罚跪、关禁闭，所以见了戴笠就害怕得发抖，吓得连姓名、籍贯都说不出来。”
遇到这种情况，戴笠就会“装着一副假温和拍拍学生的肩膀”，说：“你们都是我的好学生，不要怕，随便谈谈。”
王孔安也在旁边说：“你是主任的学生，见了老师不敢说话，出去工作也害怕，能干工作吗?”
但是，话太多了也不行，戴笠并不喜欢那种侃侃而谈的，宗化民回忆说：
“有的学生戴笠只问他一两句话，而他却滔滔不绝一说十几分钟，也遭戴笠不满，王孔安就在一旁使眼色要学生少说。戴笠训练特务，要求学生对外如狼似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对他本人毕恭毕敬，绝对服从，他才满意。如果哪个特务在社会上吃了亏，受了气，他认为丢了他的脸，见到戴笠还要受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