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75)

1940年底，兰训班第二期的情报、行动，警政三系的“专业课”堪堪结束，该“实习”了。宗化民回忆说：

“兰训班在学习政治课程和特务技术课程完毕之后，要举行实习。实习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情报、行动、警政三系合并实习；一部分是电台通讯收发报的实习。”

按：电讯班的专业比较强，且学习时间长于其他三个“专业”，因此实习也是另行安排。

这次实习颇为“别开生面”，即以情报、行动，警政三系学员为主，辅之以少数“教职员工”，组建一个“模拟情报站”，让学员全方位地体验毕业以后的工作方法和特务机关的实际运作。宗回忆说：

“实习方案是编制一个大型秘密特务站，以情报系主任教官程一鸣担任实习站站长，负责指挥学生从事特务工作，学校纪律、学生管理和队部整个都交给实习站；由行动系主任教官黄林玉担任实习站书记(或副站长)，总队长杨清植、教务组长黄佑担任实习站督察，代表军统局纠察之责，执行军统纪律，兼代特务司法。”

宗化民说：“站部编制分情报、人事、总务三科，会计、译电二室，及交通股，外勤十个小组，一个行动队。三个科的科长、科员都由情报系的学生实习，会计、译电由女学生负责，交通股及行动队由行动系学生实习，外勤的小组长、文书、通讯员由三系学生混合编组，在兰州一带有社会关系或多年的特务调训者担任组长；行动系的学生专任行动队长及队员，作跟踪、擒拿、逮捕的实习。”

这次“实习”，效果非常好，宗化民说：

“在一个月的实习中，特务学生搜集了当地民主人士，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和反对蒋介石的言行等不少情报，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由实习站得到很多军、政、经济、社会情报，破获了贪污案、凶杀案以及制造白面烟土等丨毒丨品的巢窟。”

据宗化民说，当时兰州的军政负责人如朱绍良等都称赞特务学生“能力强”，恭维程一鸣“教练的好”。

宗还说“这个实习站也干了许多可耻的事”，他举例说：

“特务学生蒋伟，以实习为名进出戏园、影院不购买票，拿着小本《党员守则》、《军人读训》欺骗检票员，冒充宪兵团便衣侦探。特务学生邹振东到皮货店骗取滩羊皮袍。还有些男女学生以实习为名，同到旅馆租房间干些丑事。”

还有更离谱的，宗化民说：“如特务学生刘建英到甘肃省政府财政厅会朋友，竟将反动派甘肃财政预算决算年鉴偷盗到实习站。财政厅失掉这种重要文件不敢声张告人，刘建英亦苦于无法送回，以后由军统掌握的丨警丨察局侦缉队诡称逮捕小偷搜到，才送还财政厅。”

就在第二期学员即将分发之前，兰训班又出事了，一个学员在“医疗事故”中意外身亡。

死的这个人，正是宗化民的好友靳家友，宗回忆说：

“政训组知道他（指靳家友）擅长艺术，商同教务组的同意，在后阶段的学习中经常派他到政训室编写话剧，画孙中山、蒋介石的大相片，并由他组织歌咏队练唱。”

1940年12月初，靳家友因扁桃腺发炎，经批准到兰州市“西北疗养院”住院做手术，当天早上，他还对宗说：

“教人唱歌自己必先唱得高，把嗓子治好是第一。……”

靳住院的第三天上午，宗化民正在自习，政训组长廖划平将他叫到办公室，“很着急”地说：

“靳家友割治扁桃腺因出血过多治死了，眼前没他的亲属，你是他的朋友又是同学，派你到医院给他装殓一下，赶快去！”

宗大吃一惊，忙与廖一起赶往医院，他回忆说：

“我到医院看到训练班各部门的官佐们，副主任以下各组、室、总队长、队长，都围着靳家友的尸体检查，一个穿着白衣的外国主治医生用中国话与特务官员们谈话。他说：‘病人因体弱割扁桃腺出血不止死去。手术前曾劝阻病人不割，病人坚持要割，责任不在于我。……’但是诊断书上记载的却是：‘病人身患扁桃腺炎，检查身体各部健康，适于割治。’”

廖划平随即质问说：“病人能否施行手术，决定于医生的诊断，你的诊断书写着身体健康适于手术，为什么又说体弱你劝他不割？病人不会自己动手术，人死了你有责任，需要追究。……”

宗化民在一旁也说：“他前天来时身体健壮，今天就被你杀死了，你欺侮中国人!”

这时宗的队长制止说：“学生不要说话，有这么多官长，用不着你多嘴！”

这时外国医生说：“限你们今晚把死人抬走，不要耽误医院门诊，还有许多病人要治病。……”

王孔安听了说：“学生死在医院还没闹清责任，我们向他的家长交待不了，也没有办法报告我们的上级，棺材就停在这里等待法律处理。……”

宗化民回忆说：“那个医生并不理睬，迳自回到他的屋里。我和五个同学住在医院，守着靳家友的棺木。我从医院的清洁工人处得知，医院名西北疗养院，是美国人设立的，做手术的医生是丹麦人，院内五六个医生都是外国人，来这个医院治病的人不多，他们工作不忙。”

过了几天，快到年底了，王孔安来到医院，对宗说：

“主任（指戴笠）快来了，我决定把靳家友埋葬在公墓，希望你们不要对医院再为难了，等主任来了自有办法。医院是美国人开设的，美国现在援助我们抗日，不能因为靳家友一人之死闹得中美外交上不调和。……”

宗抗议说：“报告副主任，您以前不是说以法律解决吗？外国的庸医杀死中国人难道这样就算完事了吗？可怜靳家友北平还有老母妻儿没人抚养。……”

王孔安听了责备说：“希望你们头脑灵活一些，靳家友是你的好朋友，难道不是我的好学生？你还闹什么？美国大使馆听到我们把靳家友的棺材停在医院里，问到校长(指蒋介石）那里，再追问下来，如果戴先生为此事发脾气，那还了得。等主任来了，我当面请求为靳家友抚恤，由北平组织单位按月给他家送钱。……”

此后不久，戴笠果然来到兰州，主持第二期学员的毕业分发。

——凡戴笠到各地视察，必做的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当然是“精神讲话”，宗化民说：“兰训班有规模宏大的礼堂，所有兰州及各地赶到兰州的中上层特务，都与训练班的学生一同集合听戴笠的讲演训话。戴笠每次讲话都是先谈国内外时事，然后叙述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办法，颂扬蒋介石。”

当时戴还特别强调说：“我们的工作有功是领袖的，有过是我们的。我们要任劳任怨，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要为领袖死，要为领袖生，做一个忠实的信徒。我的讲话就是命令!”

第二件事是骂人，好像不骂几个人他心里就不舒服，从鸡蛋里都要找出骨头来。宗化民说：

“他每次在训练班礼堂讲话，一定要痛骂或处罚他的几个特务部下，嘉奖几个特务，当场处理，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表示他的厉害。l941年春，有一次讲话时，一个黄埔军校四期出身的特务，还带着少将领章，不知犯了戴笠的什么‘家法’，在礼堂被罚跪三小时。”

“有一次大特务刘艺舟(当时的军统西北区区长，以后的河南保安副司令)穿着大氅站在前排听讲，被戴笠发觉，当面痛骂一顿，刘艺舟只好慢慢地脱下大衣，塞到墙边。”

这一次，兰州还发生了一个大笑话，令戴笠十分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