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74)

刘培初回忆说：“此次在长安只有几天的勾留，于看过胡宗南先生后，便将离开长安，临行之夜，她（指周方）到阿房宫旅馆来看我。”

刘培初是“老男人”了，不像郑修元那样“青涩”，脸皮厚得多，见机会难得，即说：

“明天早晨我便离开这里，甚愿与你做个通讯的朋友，未知你有此勇气否?”

刘回忆说：“她竟犹疑的答应了。”

1940年初，刘培初在安抚兰训班第一期学员之后，于返回重庆的路上，经过西安，再次去看周方，那时他们已经通信联系一年了。

这时西安行营已经撤销，改设天水行营，周方、董平都准备到宝鸡去“另谋工作”，刘培初得知后，即说：

“目前没有一个地方是女青年发挥欲望的所在，如果只要求做一个公务员，得到一个终身保障的工作，那么我介绍你参加兰州训练班去受训。”

对此，周方“一经思索”即表示同意，就此成为兰训班第二期学员。刘培初曾回忆说：“我在干四团选择一批学生，带到兰州特训班受训。”其中就包括周方。

——兰训班的“学制”，跟黄埔军校一样，在为期一年的培训中，先进行半年“入伍生”训练，然后再学半年“专业课”。宗化民说：

“新生在复试录取后，即从太清官招待所搬到校本部中央警官学校兰州特训班内开始入伍，过的是军队的士兵生话。每天天刚亮就起床整队跑步，每日上课八小时，一半在操场学制式教练，由稍息、立正至持枪教练；一半时间在室内学军事课程(操典、战术等)及精神讲话，史地党义、政治课程等。”

兰训班学员多是学生出身，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因此经常挨骂，靳家友就是其中一个。

靳家友是宗化民的同学，也是好朋友，宗回忆说：

“他（指靳家友）又名靳啸天，河北省霸县人。他是我幼年张家口师范学校的同学，擅长美术，后在北平京华美术专门学校毕业，以后他又专攻油画，在油画上很有造诣。抗日战争开始后，他由北平流亡到西安，初以画画做美术教员为生，以后办一个剧团（名记不清）他兼做导演，并直接领导歌咏队。”

此后，靳家友被军统盯上，并将其“保送”到兰训班受训。宗化民说：

“我于1939年冬天在兰州的破庙太清宫招待所遇到了他。他经常唱《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等聂耳、冼星海创作的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歌曲，在招待所里有许多人跟着他学唱歌，自然形成一个歌咏队，负责人怀疑他‘左倾’，监视他，但他毫不理睬。”

宗回忆说：“入伍后他的脚患了冻疮，行走不便，不能做队列动作，不能参加制式教练，只在一旁见习，经常受到队长的责骂说:‘大学生是废人，你耍死狗！军人入伍生活没你这样子……’弄得他哭笑不得，他对这种入伍训练很不满，但又不敢明言。”

常挨骂的还有张永康，“入伍生”训练开始以后，宗、张分别被编入一队、二队。某天放假，张悄悄对宗说：

“这种训练我实在受不了，前两天制式教练我的动作不好，我们的段区队长踢了我一脚，还骂我‘你是猪’……来时张先生说是‘革命学校训练爱国青年’，学校里却骂人又打人，真野蛮，我实在过不下去……”

宗化民回忆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劝他好好学习军人动作，精神要愉快些，六个月入伍生活很快就过去了。”

宗回忆说：“入伍将近五个月，有一天新由重庆来兰州的教官程一鸣在礼堂上课，讲：‘你们将来的工作干得好被敌人杀，干不好被组织杀，我们的纪律严明……’”

课后，张永康就开始“犯嘀咕”，说：“反说正说都是要死……闹了半天是个死学校！”

宗听了安慰他说：“不要只听这两句话，张先生不会介绍我们来送死的，等分系时按个人所好学习就好了。……”

在转入“专业课”训练之前，先要举行加入特务处的仪式，宗回忆说：

“特务学生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手续，第一项是老特务的介绍或反动头子如胡宗南之介绍，入校后先要拍二寸半身相片四张，填写详细经历及学历、党派、帮会、宗教、信仰，父母子女、配偶职业，特长、特技(爬山，射击等)，捺十个指头的指纹，填写保证书(一般在报名时即办过)，写宣誓书(誓词内容已印妥，只是签名)，主要内容是服从组织命令，遵守纪律，训练处长郑锡麟专程到兰州办理监誓，学生集体在蒋介石、戴笠的相片面前举右手读宣誓书，郑锡麟监誓。随即听郑锡麟和副主任王孔安训话，并写自传一份(不能执笔者口述，由同学代笔)。学生办完这些手续后，就正式成了职业特务。”

兰训班有点像大学，下边分成四个“系”，也就是四个专业，即警政系、情报系、行动系和电讯系（后增设外文系），在北平来的16人中，宗化民和陆乃诚都分到了情报系；张永康因岁数小，去了电讯系。对此，宗化民解释说：

“学习电讯的学生一般多是年轻的中学生，记忆力强而社会关系不多。既不需要大学程度，而文化太低没有普通理科知识者亦不成。”

靳家友也被分在情报系，宗化民回忆说：

“入伍期满我俩都编在情报系，在一个教室里听讲，有时听到些离奇古怪江湖传奇一样的特务历史，或用流氓痞子敲诈的办法搜集情报的‘经验’，下课后他常低声和我说：‘这里都是流氓强盗！哪是训练?’但我对这种反动课程却听得满有趣，又怕他招惹是非，也常低声劝他：‘千万不要随便说，若被学校当局听到那还了得?’他在听课时不记笔记，常因病请假。”

胡宗南是西北的风云人物，又是戴笠的好友，兰训班学员中有相当一批是从他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匀”过去的，因此胡也经常到兰训班转转。1940年秋，胡宗南到兰州公干，就便请兰训班的学员到军校七分校兰州总队一起吃饭。

胡讲演说：“今天参加开会的，除了军校学生，还请到你们的老大哥警官学校的同学，我和大家见面实在高兴。你们看，前面是皋兰山，后面是黄河，七分校是我办的，警官特训班是戴先生办的，不论军校、警校的学生，你们都是我的好同学、好朋友，领袖的忠实信徒。我看到警校的同学精神饱满，体态雄壮，看来训练是成功的。我到了重庆见到领袖、见到戴先生，一定转告说你们很好。你们都能够作他的好部下……今天预备的菜不多，没什么好吃的，主要是请大家见见面……”

当天在场的，还有军校的“老大哥”曾扩情——西安事变以后，曾扩情以“无耻”被蒋关押。抗战爆发，胡宗南看在一期同学的情分上，保荐曾扩情为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

曾扩情是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名誉教官，有时也在兰训班讲政治课，因此饭后由他领着喊口号。据宗化民回忆，当时曾先喊：“总理的信徒团结起来！校长的学生团结起来！领袖的干部团结起来！”接着，曾又喊：“蒋委员长精神不死！”

一般来讲，只有某个人死了，才会说他的“精神不死”，比如说“孙中山精神不死”，那没问题，但蒋还活着，你说他“精神不死”，可说荒谬绝伦！曾扩情当年号称力行社“大太保”，老“政工”了，居然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不可思议。

因此大家听了这一句，议论纷纷，谁也没跟着喊，胡宗南见状喝道：“怎么回事！”

这时，兰训班政训组长廖划平在场下纠正说：“这一句有毛病，大家不要喊‘精神不死’，要喊‘万岁’。”

宗化民回忆说：“胡宗南这才恍然大悟，瞪了曾扩情一眼说：‘好，不喊了，大家回去去休息吧！’曾扩情却面红耳赤，出了个大洋相，一时传为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