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73)

再赴西安，刘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故都北平，首都金陵，均已沦落，‘举目有山河之异’的感触，油然而生，现在只落得这一古老的长安，尚在吾人之手，然东有倭寇，北邻××，而市面所呈现在是畸形的繁荣，在古朴的表皮里，孕生着很多烦嚣奢靡的毒刺，使我一时为之气短。”

刘培初视察的第一站是“西安行营第三课”，即张毅夫的西北区，适逢两名军统干部在不久前的日军空袭中遇难，刘代表军统局到他们家中慰问。他回忆说：

“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一个午后，我到西安行营第三课去视察，知道向右原，刘欲仙两同志，均在日寇轰炸长安时殉难了，我要到这两个家庭去探望慰问一下。”

向、刘二人都是军统干部，其中刘欲仙曾在南京与唐纵等人一起办《建业日报》，是特务处最早的那批干部之一。在1935年1月24日的日记中，唐纵曾提到刘欲仙：

“今天本约有干乔、介民等商讨西南问题，戴先生给我的信，我交欲仙通知。欲仙把昨日的明天，误为今天的明天，于是相差一天。这本来是一件大的错误，但我对刘欲仙，还是安慰，因为他已经知道是错误。戴先生对这事大为震怒，一定要办，把欲仙记了一大过，于是我又不得不请求处分。”

因刘欲仙没有家室，因此刘培初先去慰问向右原。路上，在当地工作的贺元高对刘培初介绍说，向右原的太太叫周仪正，现在有三个女孩子陪着她，“也许可以使她能稍减对向右原的怀念”。

刘于是问：“向右原有三个女儿吗?”

贺说：“不!一个是她的女儿，一个是她的外甥女周方，另一为外甥女的友人。”

贺还介绍说，后边说的两个女孩子都是从延安出来的，现在西安行营政治部工作。

刘培初一听，立刻感到很有兴趣，他回忆说：“我对陕北共党作为的探讨，早把它列为我此次到长安的一件大事，听说她们在陕北受训归来，那我访问这个家庭，同时就能达成我想像的两个目的，心情在沉重中涌出一番快慰。”

见到周仪正，刘向她表示慰问，并“考虑她这个家将如何去另谋新生”，接着便请周的女儿向钟瑞去把周方找回来，有事情要谈。

一会儿，周方来了，同来的还有曾与她同赴延安，现在又同在西安行营政治部工作的董平。刘回忆说：“（我）便同她们说了很久的陕北问题。”

在谈话中，刘培初得知，周方与自己居然还是同乡，且出身名门，他说：

“周方是湖北沔阳人，其父周毅安为荆沙名士，早年在荆州沙市办报，笔锋犀利，锐不可当，为人庄重诙谐，豁然大变，素养甚高，对人真挚，朋友遍大江南北。”

刘回忆说：“（周方）年十七岁，即已读遍经文史学、文艺名著，抗战之初，合家回乡避难，她于轰炸中独自逃出家庭，投身入总政治部郭沬若的第三厅工作大队之中，该队解散后，与同队数人，徒行数千里去陕北革命。”

此后，经“其舅向右原千言万语的长函劝告”，周方离开延安，到西安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手下工作。

周方当时才22岁，在比她几乎大“一轮”的刘培初眼里，当然是活力迸发，怎么看怎么喜欢，在回忆中，刘说她“姿质如花”。

临别，周方、董平等请刘“星期天如有空请再来玩”。

根据戴笠的指示，次日，刘培初去拜会胡宗南。

一见面，胡即说：“戴先生已有电到，说你是一硬汉，我正要看看这条硬汉是个什么样子。”

说着，胡与刘“伸手紧握为礼”，“举目凝视，纵声大笑”，又说：“雨农是不随便恭维人的，你一定有一手。”

刘回答说：“胡先生，我是一下驷之材，承戴先生奖饰，有辱胡先生的厚望了。”

在回忆中，刘说胡宗南的热情使他“在这西北王之前感到骄傲”。

刘培初回忆说：“我纵谈了重庆的政治情况，与当前的世局，胡先生很少说出他的意向，只是不断发问，静听我滔滔不休地谈了一个多小时，留吃晚饭。”

刘培初说：“席间只我和他两人，桌上摆下四五个小菜，并大曲酒一杯，既不敬菜，亦不劝饮，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人之家生活方式，以他的地位言，可算是极朴质的。”

饭后，胡宗南说：“你所述的各项意见，甚有见地，我想请你把这些意见写下来，我们详细研究，未知旅馆是否便当?”

刘说：“我所述可以随时写呈。”

——刘培初虽然人微言轻，却是一个“政治动物”，有很强的危机感，想的都是大事，有点像现在所说的“吃着窝头，想着国际风云变幻”。

然而，戴笠所倡导的一套，却是用“领袖”的头脑来代替自己的头脑，讲究“无限服从”。对此，刘是不认可的。1935年元旦，刘培初参加特务处“全国督察工作会议”，在回忆中，他曾说：

“……但我对戴先生一再说明领袖教我们只能做他的耳目手足，而不可以有头脑之点，内心里是大有否否之意的，因为我始终具有一潜在的政治热情，在大会进行之顷，我正着笔写一国事意见，想呈请戴先生转呈上去，既不重视我们的头脑，不完全打垮了我所有的意念吗?因此大会在热烘烘的，我心却冷冰起来！”

这样，刘在军统中，就总有点“格格不入”、“曲高和寡”的感觉。因此，每当有机会见到负一定责任的军政大员，他就要陈述一番自己对政治的见解以及“改进意见”。

在写给胡宗南的“意见书”中，刘一共提了六条建议，诸如：

“创一新的政治组织，转变政治风气。自二十年复兴社运动，新生活运动失败以还，抗战后的政治部运动，青年团运动均已失败无地，为真能对付此一组织上的敌人，必须精选思想上的人才，建立一坚韧不拔的崭新组织，唯一要求重质不重量，并需付与此组织以转移政治风气的时代的任务。”

“拥护领袖，重在替领袖建立不可摇撼的国家基础，凡大政大计，一经决定，必须彻底施行，以往干部，多以逢迎色笑为事，以固个人职位，置国家百年根基于不顾，必须彻底改进。”

“政治上的官僚作风，图表形式，贪污腐化，社会上的浮嚣风气，奢侈习俗，恶劣行径，在组织运动展开之时，必须于三个月内廊而清之，一新万人耳目。”

刘培初说：“吾人在思想上，组织上，领导方法与作风作法方面，必须痛下功夫，彻底改进，敌人正一日千里在发展中，实在迟误不得。”

应该说，刘指出的一些问题，如“官僚作风，贪污腐化”，“浮嚣风气，奢侈习俗”，在当时确实存在。但他所说的解决办法，如“必须精选思想上的人才，建立一坚韧不拔的崭新组织”，不仅想得过于简单，且不像是他这个层次的人应该说的话。尤其最后那句，如果出自“蒋委员长”之口，还像那么回事，但刘培初说出来，就颇有点“大言不惭”的意思了。无怪乎人人都认为刘培初有见解，但谁也不照他的意思去做。

周日，刘培初如约去看周方。他回忆说：

“星期天我与方、平等跑到古长安的城墙之上，一谈几个钟头，谈得十分投契，也许在那时发生了一些感情作用，我几度欲辞别他们，又被她们的光热吸引得不想离去。当然她们都在政治的熔炉中锻炼过，远较一般男女青年有素养，则为主要原因之一。”

既是如此美丽的女孩子，又在“政治的熔炉中锻炼过”，33岁的刘培初不禁动了“凡心”，他回忆说：

“其（指周方）为人品性善良，见解卓越，有犀利的辞锋，具温馨的气质，经此一谈之后，竟使我生一见倾心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