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72)
许多年以后，回忆起当年的“出走”，刘培初不无庆幸地说：
“如没有这点莽撞而激进的精神，那我只好变成一个专吃线装书的蠹鱼了。但我愿同燕雀去学飞，不愿与蠹鱼去共钻。”
刘的这种经历，把他锻造成为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也可以说是“早熟”，因他很早就为自己的事业定了“调子”。刘说：
“我是一个艰苦奋斗的人生，一切都作最基本的打算，对此生不存过高的奢望。军校毕业后，我自认我必需有三项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第一是当一个起码的司书，这我自问在二十岁前后即具有这份能力。第二是当一个标准的排长，这在我确已胜任而愉快了。第三是当一个循规蹈矩的司机，这项能力是稍后才如愿以偿了的。”
按：1938年底，刘培初在沅陵为军统局转运物资时，学会了开“哈雷三轮卡”，即三轮挎斗，俗称“侧三”，这是军统局的摩托车司机马牧教给他的。刘说，能学会哈雷三轮卡，“其他的车子那太容易了”。
同样，对于自己的婚姻，刘培初也有一本帐：“我只要一个质量优良，能勤俭持家，眉目清秀，见人不俗的女性，则于愿已足。”
当年，黄埔学生代表着革命，因此颇有许多新女性垂青于他们，刘培初回忆北伐时的情形说：
“过长沙，长沙女青年开大会欢迎革命的黄埔同学时，她们竟在大会中公开说出了，她代表湖南的知识青年女性，无人不欲与黄埔学生执箕箒的。”
刘培初本人也曾面对诱惑，他说：“……虽说那时，尚有些女学生在我的四周摇晃，特别是北伐时，从广州出发，在韶关渡河时，我遇到一个革命性强烈的大学毕业的湖南女性黎明，她沿途都邀我参观各地的学校，谈论革命的问题，对我十分友好，我却丝毫无动于衷。”
因刘的理想比较现实，无非是当秘书、做排长、学开车等等，因此他认为这些女孩子不适合自己，他说：
“我认为太高攀了，将来养不活她们，一个排长一月能有几文钱，够她们抽香烟，坐黄包车吗?似乎离勤俭持家之愿甚远。”
军校毕业以后，刘培初被分配到第二军当连指导员，半年后到湖北省警备旅当排长，至此，刘的第二个愿望已经实现了，他觉得可以考虑婚姻大事了，于是托朋友给自己“说媳妇”：
“我于军校毕业不久，便托当时在武汉做工运的万经殴、叶兰英等人，替我介绍一位年青的女性，做我未来的妻子，他们介绍了几人，我内心里却对这几人不起波浪。”
这时，万经殴介绍了自己一个亲戚的女儿，叫刘健农，据万说，这姑娘家世不凡：
“刘女为黄陂望族，其父刘泽滋号润甫，为湖北陆军讲武堂连长，所有湖北湖南一些有名的军人，如胡宗铎、陶钧、叶蓬等等均是他的学生，不幸十几年前，即已逝世，刘母宋氏，操持坚贞，虽其亲族刘少山家产甚丰，其父挚友邱鸿钧地位甚高，均欲代为教养其一子一女，宋母执意不从，她于艰难中亲自抚育。年前亲率其女刘健农来汉，欲一面做工，一面读书，来维持生计，家世清白，人亦不俗，如你有意，我愿执柯。”
对这个姑娘，刘很满意，他说：“那时她长得娇少瘦弱，眉目清秀，我与她也许有缘，一见便动了心。”
1928年春，刘培初与刘健农结婚，当时刘培初22岁，刘健农18岁。刘回忆说：
“那时是民国十七年春，也是黄埔学生，在武汉抬头得意扬眉吐气的全盛时期。当时结婚的人很多，结婚可以发个小财，酒席一桌四元，每个同学至少送两元，多的要送五元，可邀的同学至少一二百人。我是一反其例的，结婚时只请一桌客，包括亲属及介绍人等。”
刘培初祖上数代单传，他本人却多子多福，十年之间，夫妻俩连着生了6个孩子，三儿三女，几乎不闲着。
然而，结婚以后，刘培初才发现，刘健农并非自己心目中的“佳偶”。他回忆说：
“她为人心地尚好，但个性极强，对亲人都不甚好，而外人反能和谐，有几个典型的太太能做她终身的朋友，惟持身朴俭，了无不良的习惯嗜好，是其长处。”
刘培初说刘健农“个性极强”，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这两口子，都是“单亲家庭”出身，看来对其性格的形成，影响还是挺大的。
此时已经是1939年秋，刘培初刚刚来到重庆不久，时任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兼训练处处长。
这天夜里，戴笠让刘培初去一趟，刘回忆说：
“军统局的夜间工作，从南京重庆以还，一向是非常出色的，越是主要的干部越睡得晚。戴先生是个奇人，他的睡眠时间，永远是午夜过后二三小时，早晨八九点钟他一定起来工作。因此有些重要干部，连警卫、书记、译电，都无星期日，要日以继夜的随侍工作，这的确是一件很艰苦的差事。”
刘当即驱车前往。戴寒暄几句，即谈到西北问题，说：“那边有事急需处理，但东南方面的事情更为重要，我要先去东南，你即到西北去一趟。”
刘听了回答说：“坐在办公厅的交椅上，很难解决真正问题，我也缺乏坐办公厅的兴致，站在‘督察’与‘训练’的工作立场，我也是要到全国各地去巡视的，我现在先到西北，以后再到各地与沦陷区如何?”
戴笠表示同意，说：“你明天便出发好了。一切手续，我会立即命人替你办妥的，明天上午十点钟，有人送你上飞机，不早了，回去休息吧!还有，到西安，先看看胡宗南先生，完成西安工作后，即赴兰州。”
刘评价戴笠说：“他有个急如星火的人生观，所肩负的也是个急如星火的使命。”
在回忆中，刘培初曾谈到，当时他有两大愿望，一是对陕北的**感兴趣，想研究他们“一日千里”的奥妙；二是久闻胡宗南的大名，想认识一下：“谜一样的胡宗南将军，自至友梁干乔到长安以来，也得不到一点点儿的真实情况，西北来人，言人人殊，他究为何许人也?”
因此，到西北去“巡视”，对刘培初而言，正所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刘回忆说：“第二天十点钟，我已踏上旅途。从重庆到汉中，只两个小时的飞机便到了，如在天堂。从汉中到宝鸡呢?那真如在地狱。我们一群下飞机的乘客，当即转上一部满载货物的破旧卡车之上，车上既缺座位，也无蓬顶，大家拉紧这些绑货的绳索，在深陷的泥途中，餐风饮露的颠簸前进。这足以写尽抗战时期物资的艰难。那时有一个流行的口号，是‘一滴汽油一滴血’，观此便可以想见一切了。”
刘还感慨说：“失了河山，抛了家园，多少同胞在浴血的苦战中，躲在后方的我们，受这点苦，又算得什么呢？”
离开宝鸡，刘培即初赴西安。前面说过，1935年，刘代表戴笠“视察各地工作”时，就来过西安，当时还与特务处陕西站站长马志超闹出了矛盾，他回忆说：
“到长安，因工作进行过于操切，已引起当地重要负责人的不甚愉快，戴先生的胞弟戴云林，适随马志超兄在西安丨警丨察局工作，马上打了一个急电告诉戴先生，请把我撤回去。戴先生一面回他一个电报，说刘培初是我派去视察全国工作的重要干部，已付与他有上打混君下打奸臣之权，任何人也不能随便触犯他。一面将情电告我，要我负责努力，不避一切的进行工作。这固然反应出我当时的工作情况，也从此可以看到负责者戴先生伟大坚强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