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68)

刘培初回忆说：

“一个息烽特训班（先在临澧、后迁黔阳、三迁息烽，均以地方为名），一个兰州特训班，都是抗战以后，戴雨农先生精心培养的。他把这两个特训班，视如拱璧，珍惜得无微不至。可是他的工作太忙，东南西北的大事，无一不要他去亲自部署指点，使兰训班第一期，毕业的时间，一延再延，受训的学员们，再有耐力，也不能再耐了，随时拿些小问题，向管理他们的干部出气。快过年了，而东南事急，又非他亲往不可，乃告诉我说：培初兄，你马上代表我到兰州去一趟，把兰训班不安静的情绪安静下来。”

在回忆中，刘培初还特地说明：“我那时正主持全局的训练工作，此时并兼代参训班训练，兰训班有事，当然非我莫属的。”

其时，因“抬轿子”事件，刘培初已经辞去了军统局训练科长和督察室主任的职务，属于“闲散人员”，为了缓和刘与毛人凤的矛盾，戴笠特意让他在本部“消失”一段时间，同时也是给他找点事做。

这时，毛人凤办了一件漂亮至极的事情。

——刘培初回忆说：

“临上飞机时，毛人凤说：那边很冷，你这身衣服可能不够。我有一件獔绒大衣，重庆也用不着它，借你穿穿吧，说完马上到箱子去取了出来。他的好意，我只好接受了。到长安改坐汽车，一路风雪载途，皮大衣确是一个宠儿，紧紧地把它穿在身上，风雪真有点不是他的敌手。”

——大家试想一想，毛人凤做的事，你能做到么？

刘培初回忆说：“抵兰州到特训班一看，却无人穿此大衣，学生穿的全是棉军装，我这一装束，虽有点‘昂昂乎庙堂之器也’的神气，但在群众之前是丑恶的，衣锦绣而食粱肉，与大众的生活不距离太远吗?当即引起我内心的非常不安!连夜我叫人找了一身学生的棉衣，第二天一早，我便完全学生化了。”

刘还说：“这还是一个形式，我要连吃饭也一并学生化，早晚都与学生一起，吃学生的大锅饭，一切的招待请客全免了，可以说没有丝毫打扰当时的副主任王孔安兄，我是他重庆来人最好打发的一个客人，因为我在那儿一个多月，连饭都没有吃他一顿。他是非常好客的，我这个怪客有点使他无所措手足。”

——刘培初其人，比较喜欢标榜自己，我们可以对比一件小事，同样是引述与戴笠的对话，陈恭澍一般都会隐去自己的名字，比如：“××兄，你在河内期间如何如何。”以示谦虚；而刘培初则不然，从来都是直接引述：“培初兄，请你怎么样怎么样。”

看刘培初写的书，通篇都是别人不好，只有我对，喜欢说大话，怎么漂亮怎么说。当然，也可能当年人家刘培初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不过用今天的话讲，多少让人感觉有点“装×”的色彩，陈恭澍就曾经在回忆中点着名地讽刺他。

刘培初回忆说：“兰训班一二期的素质很高，有平津来的大学毕业生，也有绥包甘青等地调训的工作干部，七八百人，个个青年英俊，身手非凡，只因毕业过期，使他们大有用武无地之憾。虽说当时的教务训育方面，均一时硕彦——教育组长为现内政部警政司长黄佑人兄，训导组长，为现革命实践研究院教务处长汪餐英兄，四川廖华平兄东北万异兄等均任教职，管理方面的大队长为河北杨立斋兄。”

刘培初说的“河北杨立斋”即杨清植。

1938年初，杨清植与戴笠等人带着梁干乔招的学生来到临澧，沈先在总务处当股长，后专任教官；杨则任第二大队大队长，其副手即王百刚（后因在“南岳游干班”盗窃班费败露而被戴笠枪决）。

非常奇怪的是，杨清植在“东北训练班”的同学、早在1933年初就加入了特务处的张家铨，居然也是临训班的学员。沈醉回忆说：

“这个班的学生从一九三八年毕业到一九四九年的十一年中，便有好几个已经爬到了少将阶级，如十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张家铨，十六兵团孙元良部的第二处处长易啸夫，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副处长胥某某，以及交警总局的刘子英、唐振文等。”

——不奇怪，张家铨属于“潜伏”学员，有任务的。临训班第一期学员晏先侯回忆说：

“在入伍期的训练中，大家发现在学生中也有情报员，学生中的一举一动，教官都了如指掌，只好各自检点言行，免成情报员的‘猎获物’。学生中亦有先已参加了特务组织，后调来受训的，如在全国大陆解放前任北平行营第二处处长的张家铨，便是一例。”

类似的角色，陈恭澍在“洪公祠”也扮演过。

此后，杨随临训班辗转黔阳、息烽，并任息烽特训班学生总队总队长。息训班学员刘成仁回忆说：

“总队长杨清植，是一个军人长官，态度严肃，对军事训练要求严格，我们对他都有厌烦感，特别是对晚上站两个钟头的卫兵岗哨，简直是有说不出来的不情愿，故常有人在岗棚里打瞌睡，有时被总队长发觉，少不了被大骂一通。”

王孔安执掌兰训班之后，将杨清植调过来，继续当学生队长。

按：学生队长名义上虽属于“教职员工”，但因职责所系，要与学生一起出操、上课，“同吃同住同劳动”，是个苦差事，因此很少有人爱干。

这时，第一期学员已经单独编队，赵长金回忆说：“直到l940年初，才将第一期各系尚未分配工作的学员两百余人，集中编成一个队，放在一边，派上尉区队长徐德亮负责管理，待命毕业。”

刘培初回忆说：“因教务训育计划，早经实施完成，不能再来一次的反复施教，这批生龙活虎的青年，要用管理来拴束他们是万难的。而在校规上又明文规定，不能随便出校，游荡于城市之中，他们又将寄情愫于何处呢？因此这批青年，只好关在校门之内，让他们去酝酿，去发酵，去热情奔放得横冲直闯。渐渐地使他们对本班失去信心，使本局一点威严与神秘褪色，这不太可悲吗？”

其时，因久不分配，大家闲得没事干，已经快给憋疯了，经常找茬无事生非，某次，他们与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兰州总队学员打篮球，结果出了大乱子，宗化民回忆说：

“这天军校的负责人顾希平、警校兰训班的副主任王孔安都亲临观看比赛，并请当地最高长官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主持开球。开始比赛不久后，朱绍良、顾希平，王孔安都离开了球场。因为是星期天，观看的人特别多，因有丨警丨察、宪兵维持秩序，比赛的前阶段秩序很好，警校兰训班球员的技术高，胜过军校球员，着便服的特务学生啦啦队高喊：‘军校、警校是一家，军

校、军校加油吧！’后半场警校兰训班球员因体力不济败于军校，场外着便服的学生只给警校加油，而对军校却喊‘嘶杀’之声，军校的学生表示不满。”

这时，一个军官喊道：“我们赛球你们这一群便衣伤兵叫什么?”

兰训班学员听了很生气，不知谁喊了一声“打!”顿时秩序大乱，宗化民回忆说：

“警校学生（包括招待所着便服的学生)与军校学生打成一团，双方领队制止不了，有的人受伤，头破血流。宪兵起初只是劝说，维持不了秩序，以后就朝天鸣枪企图制止，想不到枪声一响闯了大乱子，在场的十几个宪兵，有的被警校学生包围，有的被军校学生包围，三方乱打乱作一团，宪兵寡不敌众，他们的手枪都被夺去，最初开枪的宪兵被警校招待所的学生夺枪击伤腹部，闻以后因伤重死去，警校、军校学生打架，双方各有受伤者二十多人。宪兵人少以开枪维持秩序触怒了两校学生，都被架走做了俘虏。经过一个钟头，两校当局才下令派人招回学生，放走宪兵，在当地居民中造成极坏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