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56)

此后，张国焘成为“国民参政员”，同样受到冷遇，蔡孟坚回忆说：

“旋又由朱家骅推荐出任参政员，他稍感满意，但参政会以国民党籍参政员为主干为主体，另有共产党、靑年党、民社党及社会贤达派，除共党派出参政员当然为其敌对，但张既非国民党，也与其他党派无关，他在参政会中，亦不能作党团活动，成为‘孤掌难鸣’的一员。”

相形之下，最欢迎张国焘的，就是戴笠了。

沈醉回忆说：“这时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佳宾，也是戴笠引为最得意的部属。他每次请客准备邀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先告诉他的朋友，并且用很骄傲的口吻先向朋友们介绍说：‘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曾任军统局督察室督察的毋梦绂回忆说：“张国焘是江西吉水人，能言善辩，很会投机。他自从一九三八年由陕北逃跑、投靠军统特务集团之后，戴笠很器重他，恭维他，生活上格外照顾他，在重庆磁器口拨给他一所宽敞的住房，还拨给他专用的小轿车。戴每逢宴请重要客人时，都请张国焘作陪，以上宾相待；张对戴笠则卑躬屈膝，唯命是听。”

戴笠是搞特工的，一切从需要出发，因此他最关心的，是张国焘能为他做什么，这就决定了，戴对张不可能有什么高端的“运用”，只能是做些具体工作，于是，戴笠为张成立了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沈醉说：

“抗战期间，军统希望中共叛徒张国焘能在反共方面作出成绩。最初戴笠认为只要通过张国焘这一关系，从中共内部去进行‘打进拉出’的活动，一定有相当把握，把多年不能实现的阴谋都寄托在张的身上。张由蒋介石派到军统后，戴笠马上为他成立了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由张担任主任，专门开展与研究有关对中共进行特务活动方面的工作。”

沈补充说：“不过戴对张一开始就不十分相信，军统原有专对中共的‘中共科’仍旧由党政情报处领导，不隶属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戴笠还给张国焘配了个“秘书”，起监视作用，这个人就是军统“三黄”之一的黄逸公。

黄逸公亦是中共党员出身，他是被王克全逮捕的。沈醉说：

“黄逸公青年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送往苏联学习，他是去苏留学较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没有设立，他是在东方大学学习了三年回国，在上海担任过共产党上海互济会的负责工作。不久，被英租界巡捕房抓去判刑三年。刑满释放后，因与共党组织失去联络，便在马路上溜达想找熟人恢复关系；正遇上叛徒王克全，将其秘密从租界逮捕解送南京。”

黄被捕后，立即变节，并被戴笠派到武汉禁烟督察处（当时负责人还是邱开基）当科员。沈醉说：

“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只身在祭黄陵时逃出陕北后，蒋老先生便把他派到军统局工作。戴笠认为黄逸公一向表现不错，就派他去任张国焘的秘书。”

沈醉说：“戴最初对张国焘寄予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张肯卖一点气力，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来培训一批专门人员，戴笠马上挑选各训练班毕业学生中最优秀分子送去给他训练。他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计划办理。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毋梦绂说：“戴笠为什么对张国焘这样高抬吹捧呢?很清楚，就是利用他以往在共产党内的名气和影响，来对共产党内部搞破坏活动。张也投其所好，在戴笠面前许过不少愿，说他如何对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破坏有办法，只要能按照他的计划办，一定能够收效。他首先要戴笠多设立特侦训练班，训练大批特侦人员，派往边区，作打进去、拉出来的破坏活动。戴笠当然一一照办。”

因此，张国焘在军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办“特种政治人员训练班”。沈醉回忆说：

张为了想大量派遣军统人员去陕甘宁边区工作和打入共产党内部，建议戴笠在重庆磁器口洗布塘办了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由戴兼主任，张国焘兼副主任，负实际训练责任(张在军统局的本职是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对外的公职则是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黄逸公则被派任训练班教务组长。这个训练班共办过两期，训练半年，每期由军统其他特务训练班挑选优等生一百五六十人，进行特种政治训练．主要是由张国焘主讲如何打入共产党及陕甘宁边区，以及共产党内部和红军的情况等。

军统干部赵芳是“特种政治人员训练班”学员，他回忆说：

“1941年春，皖南事变前夕，军统局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特种政治训练班（以下简称特政班），地址在磁器口洗布塘。离此不远的童家桥四号，就是军统局所属中共问题研究所。对面山上是缫丝厂，军统局在缫丝厂设有办事处，由编译科长刘思舜兼任处长。军统局在那里，还设立了两个训练班，一个叫短训班，是抽调从外界吸收参加组织未经戴笠培养的在职干部，受训一个月毕业后，重返原岗位。另一个叫爆破班，这些人专和炸药打交道，加以深造后，派出去充当行动工作骨干。我们特政班和他们不同，不是一般的训练班，它是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在反共气焰高涨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产物，专肆对待‘异党’活动。”

按：“刘思舜”即前述之刘启瑞。

赵芳说：“受训学员六十余名，其中少部分是抽调在渝工作的，多数是由息训班调来的优秀学员。我是从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一品场检查所调来的。受训期限，定为三个月。班主任戴笠，副主任由中共问题研究所所长张国焘兼任。正、副队长是带息训班学生来渝受训的两个队长担任。教职员除了办公室主任、会计、事务是局本部派去担任的以外，其余的主要教官，均系中共问题研究所的干部充任。如负责教导兼教官的黄逸公，就是该所秘书。金钊夫（又名项乃光）和朱德祟是该所研究员。另外的教官有：局本部训练处长郑锡麟，政治科长叶翔之，中共科长郭子明，他们每星期来上课两小时。”

在回忆中，赵芳点评了“特训班”的几位主要教官，他说：

“黄逸公讲组织和宣传，金钊夫讲政治，朱德崇讲军事，讲的都是他们的经验总结，但是，我却觉得他们就像教数、理、化的中学教员那样，光讲些定理、定律，内容空泛，缺乏吸引力，听着不感兴趣。

按：上述三人，都曾是中共党员，其中朱德崇是原“红四”的师级干部、张国焘的老部下。1937年4月，许世友等人因对“反张”扩大化不满，曾酿成“拖抢逃跑案”，其中就包括朱德崇。

1939年初，朱德崇“出走”，投奔了张国焘，在他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当“研究员”。

赵回忆说：“郑锡麟上课，以训话的态度，教育部下的方式，摆起处长的架子。郭子明讲的是他的经历和国共两党相互斗争问题，他曾告诉我们：政府当局已经决定，以后称×××为‘奸党’，称×××、×××为‘匪军’或‘奸军’。叶翔之讲政治理论，条理清晰，尚能畅所欲言，颇感受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