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55)

张毅夫回忆说：“郭子明随同政治部考察团混入延安进行特务活动，来回半个多月，他回到西安把搜集的材料作了两三万字的报告，内容我记不得了，经转报军统局得到指示传令嘉奖。”

此后，郭子明即升任军统局第二处中共科副科长。

第二处即党政情报处，与第一处（军事情报处）并列为军统最重要的两个“业务”部门。

从1938年成立以来，军统局的组织架构始终在迅速扩大，因此机构设置也经常调整，到1940年左右趋于稳定，因此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军统的几个主要部门。

在刚刚成立时，军统局只有两个处，即第一处（党政情报处）、第二处（行动处）。

到1940年，戴笠将第一处改为军事情报处，主管军事和国际情报及军运方面的材料。沈醉说：

“由于军统局是一个军事性质的机关，抗战时的口号又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所以第一处便是军事情报处，简称军事处。”

军事处处长是刚刚从陆大十三期毕业不久的鲍志鸿，副处长则是他在陆大的同学杜逵，俩人都是戴笠作为“特殊人才”延揽进来的。

原第一处的“党政情报”业务，戴笠把他拿出来，升格为第二处，主管党政情报和中共情报。

原第二处（行动处）改称为第三处，即陈恭澍曾经可有可无地“代理”了一个多月的那个处。

第四处是电讯处，前面已经详细说过，不再重复。

现在重点说说调整后的第二处，这个处的处长是何芝园。

何芝园，1902年生，浙江江山人。

何芝园是与戴笠、毛人凤等都是江山文溪高小同学，并比他俩晚一年（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一中，因戴笠入学不久即被开除，因此，何芝园与毛人凤更熟悉一些，他在回忆当年上中学的情形时说：

“自民国六年秋进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起，先生（指毛人凤）因先我一年，故虽不同班，但课余时间，总是朝夕相聚，形影不离，不是研讨功课，就是游山玩水。先生秉性纯厚，谦冲温和，资质聪颖，好学不倦，使我衷心向慕。当先生将毕业的最后一学期，每逢星期假日，必偕游西湖名胜，从无间断，六桥三竺，尽是我俩游玩之所。因此当我在一中的最后一年，先生已毕业离校，每当课余闲暇，就像失群孤雁，心无聊赖，才觉得知己别离之苦，惟时我们都还年轻，虽暂相离，终觉后会有期。”

中学毕业以后，何芝园考入东南大学，学数学，1926年毕业，入铁道部当科员。

特务处成立以后，毛人凤、何芝园又先后成为戴笠的手下，毛在“浙警”当秘书，后到汉口的武昌行营第三科工作；何则先在特务处本部当秘书，后提升为统计股股长，再后何也被派到武汉，并在这里与毛人凤重逢，他回忆说：

“那时先生在武汉行辕，我在禁烟督察处。虽不在同处办公，但公余之暇，先生必来寓所畅叙，兴之所至，常通宵达旦，亦无倦意。”

此后，二人相继被调回特务处本部，何芝园说：

“民国廿六年芦沟事变，领袖驻节庐山，我与先生奉派随节工作。其时办公在山下，睡觉在山上，每日工作完了，多在凌晨时分，在万籁俱寐中，相偕上山就寝，途中步行须半小时，即随行随谈，不是讨论工作，就是分析时势，其见解之深刻，令人心折。迨八一三战起，领袖返驾首都，我亦回局工作，先生则随戴先生赴沪策划对日作战事宜，贡献殊丰。及南京撤守，我们又在武汉相叙，公余必同进出，绝少分离，直至汉口撤退的当晚最后一班轮渡，我们始同轮过江，转赴长沙。”

军统局第二处改组之后，以何芝园为处长。

第二处的情报业务很复杂，分成五个档次，简称为“甲乙丙丁戊”：

报甲是报蒋介石；报乙是报何应钦；报丙是报戴笠；报丁是直接送交处理机关；报戊即存档。当然，前两个档次的情况亦均需经戴笠过目。

党政情报处下辖三个科，第一科是党政科，搜集和处理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情报，科长最初是南昌行营调查课出身的李叶，后李因与第一处国际科科长谢贻微发生纠纷（据程一鸣说是参与打架斗殴）被免职，换上来的，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叶翔之。

叶翔之，1912年生，浙江余杭人。

叶是上海公学出身，后赴日，毕业于明治大学，回国后，叶翔之进入空军，在成都当了一名“政工人员”，叶的妻兄即军统高干李崇诗，并以李的援引，于1939年加入军统。

据程一鸣说，叶翔之有个外号叫“小飞机”，意指他提升得快。事实也是如此，叶1939年入军统，次年即当了科长，挂上校军衔——在“国军”所属机关当中，科长是很关键的一级，因熬过这一级，再往上一步就是将官了。但很多人到了股长、至多副科长（很难，因“国军”的副职设置就不多），就再也上不去了。

在军统高干当中，毛人凤、潘其武、叶翔之素以“文人”而著称，日后，也是这三个人跑到台湾去“死掐”，罗圈架打得乌烟瘴气，差点搞出人命，其手段之毒辣，“武人”亦望尘莫及。

按：还有一个“文人”黄天迈，此时还没有加入军统，日后也是一个倒海翻江的人物，人称“鹅毛扇”，把那些个军校出身的赳赳武夫耍得团团转，足见人不读书不行，终归要吃亏。

第二科即中共科，科长汪政，军校七期毕业生，下设三个股。黄康永说：

“中共科的活动主要是搜集共产党抗日活动的情报以及在蒋统区共产党的活动，并策划对中共进行各种破坏。”

郭子明从延安回来以后，得到特别重用，一下便被提成中共科副科长。

关于“中共科”的名称，沈醉觉得非常不合时宜，曾经当面向戴笠建议：“在国共合作抗日联合统一阵线的旗帜下，为什么明目张胆地用中共科这个名称，不会给人以口实？还不如改用其他代名比较相宜。”

当时戴笠听了，“很得意地笑笑”，说：“你不懂。”

沈醉回忆说：“我过去的确不懂；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他公开用中共科正是用来欺骗人们的一种手法。整个军统的工作不都是在积极反共而消极抗日吗？为了掩饰他反共面目，他便专门设立一个这样名称的科来公开告诉人们，我们军统内部组织五十多个单位中，只有一个是主管对中共工作的，从组织与工作的比例上来看，只有五十分之一，这难道能说军统是反共而不抗日？”

在回忆中，沈醉还质问说：“实际上军统哪一单位不是在积极干着反共勾当？哪一个军统特务不是一个积极反共分子？”

关于中共科的名称，黄康永也说：“该科的一切内外活动都绝对保守秘密。把中共科公开在军统局的编制里，是为了表明军统局对中共方面只是一个科的力量进行研究和策划。”

党政情报处的第三科是经济科，科长邓葆光，邓是军统中的“经济学家”，经济科后扩大为“经济研究室”，这个科的事情以后再说。

现在要说的是，中共科下面的三个股长之一、后成为“后”军统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沈之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