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52)

在监视中，张毅夫最关注的一个人，是八路军高参宣侠父。

宣侠父，浙江诸暨人，1899年生。

1920年，宣侠父毕业于台州浙江省立特种水产学院，被选中公派赴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学习水产专业，因参与学生运动于1922年辍学，回国到母校教书。1923年加入**。

1924年，宣侠父考入黄埔一期，后因反对在学生中搞党派活动而退学。此后，宣曾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张家口工作。有人说马汉三认识宣侠父，还曾经帮过他，如确有其事的话，就应该是在这个阶段。

1934年，宣侠父调到上海，在中央“特科”工作。西安事变之后，宣被调到西安，协助***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1937年8月，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宣侠父为总司令部中将高参，成为八路军系统七个中将军官中的一位（朱德以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授上将），但不随八路军总部行动，常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负责对外联络。

张毅夫回忆说：“1937年10月，宣侠父一到西安，就成为军统局西北区的重要对象，经常派特务跟踪监视，把他的言行动态随时转报军统局和蒋鼎文。当时我以西北区区长身份兼行营第四科科长，跟行营一起在西安新城内办公。蒋鼎文的办公室，就是有名的西安新城大楼。11月初某天，我到新城大楼去见蒋鼎文，刚进房门，就瞥见一个壮实高大、脸带紫色的人，坐在沙发上面与蒋鼎文谈话。我只好退出来，在外面候着，时间不久，那人出来了，我再进去。”

见到张毅夫，蒋鼎文说：“刚才那个人就是宣侠父，诸暨人，和我同县，黄埔第一期的。我在他们那一期当过队长，所以他和我有师生关系。他是个老***，八路军派他到西安来和我们接头的。他经常找我交涉，要求补给八路军的武器、军用品、现款，要这要那，纠缠不清。我们对八路军什么都不能给，但口头上又不能说不给，实在难对付。我非常讨厌他，头都被他闹昏了。这个人狡猾得很，***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

张回忆说：“经蒋鼎文这么一说，我对宣侠父更加注意了，因此，指示西安丨警丨察第一分局长李翰廷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加设了一个丨警丨察派出所作为固定监视哨，这个监视哨最初的主要目标就是宣侠父。我告诉李翰廷和那个派出所长，叫他们对该派出所每个丨警丨察切实交代，必须把宣侠父的身材面貌确确实实认清楚，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得严加注意，决不放过，也不可认错了人。”

张毅夫指示说：“派出所对宣侠父和八路军办事处任何人，只是以穿丨警丨察衣服的公开身份，在指定的范围内，作固定的监视，不化装、不离开派出所岗位，不作流动侦察和跟踪；对宣侠父和任何人的监视，必须绝对秘密，不得向任何人泄漏，否则以泄漏秘密论罪。固定监视宣侠父的主要要求是：确实掌握宣在办事处的居住和行动，如有迁移或离开西安的迹象，必须立即报告。”

张毅夫回忆说：“我还与李翰廷研究，对宣侠父的监视，不必死盯硬跟，能够从侧面运用可靠的关系以掌握宣侠父的行动，那就更好。我与蒋鼎文密切联系，把有关宣的动态情报，随时向他汇报。蒋鼎文左右诸暨人如蒋鼎文的秘书俞铨，西安行营总务处长朱品之，机要科长寿家骏等，我都指使他们利用诸暨同乡关系注意宣侠父。西安丨警丨察局长杭毅当过黄埔第一期队长，也是宣侠父的老师，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钊与宣将军为黄埔第一期同学，我也动员他们和宣接近，进行侦察。此外，我还指使杨虎城旧部三十八军参谋长陈子坚注意宣将军与杜斌丞、孙蔚如、赵寿山和西安各方面的接触，并随时告诉我。这样，我用尽了心计，动员了军统局西北区能够使用得上的力量以对付宣，比较确实地掌握了他的行动。我把这一揽子阴谋暗算伎俩，都告诉了蒋鼎文，得到了他的赞许，我也自以为得意，并报告了军统局。”

1938年4月，军统局在武汉成立，因主任秘书郑介民不经常到局，戴笠调张毅夫到武汉任代理主任秘书，行前，他去找蒋鼎文辞行。当时蒋说：

“宣侠父在西安，满口为了抗日，百般要挟，和我争吵，毫不客气。他说我们不接济八路军，妄想借敌人之手消灭八路军。他到处煽动，散播流言，攻击我们歧视八路军，破坏抗战，简直是和我们捣乱，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乱子不可。”

蒋还说：“可惜你非走不可，宣侠父的事，你要好好地交代下去。”

张听了说：“我离开西安后，第四科（即西北区）交中校科员徐一觉负责。”随后，张介绍徐一觉见了蒋鼎文，并叮嘱徐，关于宣侠父的事随时和蒋联系。

张回忆说：“6月底或7月初，我在武昌平悦路军统局接到徐一觉的电报称：‘奉行营蒋主任转奉委员长来电饬将宣侠父秘密制裁，业已遵命执行’等语。”

按：这个时间记忆有误，宣侠父案发生的确切时间是1938年7月31日。

张将来电交戴笠，戴说：“宣侠父的事，委员长昨天已经告诉我了，蒋鼎文最近又有电报来，委员长指示执行的。”

随即，戴令张毅夫回西安，第三度担任西北区区长。张回忆说：

“我离开西安时，军统局派***叛徒李果湛接任西北区长。李延期未去，戴笠认为他延误行期、违抗命令，撤销任命，降级派到军统局临澧特务训练班当教官。由于没有适当的人，9月初，仍派我赴西安复任军统局西北区长，同时徐一觉也调离了西安。

回到西安，张即向西北区行动股长丁敏之了解宣侠父一案的情况。丁说：

“蒋鼎文接到蒋介石指示杀害宣侠父的密电后，把徐一觉叫去，当面派徐一觉负责执行，亲笔下了一个手令交给徐一觉。手令是这样写的：‘派第四科科长徐一觉将宣侠父秘密制裁具报，蒋鼎文（签名）。’”

徐一觉回去即找丁敏之、李翰廷研究“执行办法”。当时李翰廷献计说：

“西安城内东南角城墙边下马陵一带荒地，有一口五六丈深的枯井，附近没有老百姓住宅，暗杀后，就可以把尸体投下枯井复土掩埋。执行暗杀决定用绳索套颈，不用枪打，并准备用棉花塞住口腔，防止他叫喊。”

按：“下马陵”当是白居易所说的“家在虾蟆陵下住”那个所在。

丁敏之说：“李翰廷领着徐一觉和我三个人坐汽车到下马陵附近察看了一下，那口枯井很深，早就没有水了，下马陵一带白天都没有人，是西安城内最偏僻的地方。因为宣侠父的行动无法掌握，经徐一觉要求蒋鼎文伪称有事找宣侠父面谈，于某夜×时后，蒋鼎文在后宰门公馆（距离八路军办事处约2里）打电话把宣侠父骗了去，谈到深夜1时左右，正是和徐一觉预先约定的时间，才让宣侠父回去。”

丁敏之说：“这个时候，徐一觉、李翰廷已经率领直属组员李良俊等，坐西北区自备小汽车（司机张志兴），在蒋鼎文公馆到八路军办事处的中途某处马路旁边等候，一方面另派两个人从蒋鼎文公馆紧跟着宣侠父，控制他的行动。俟到了预定地点，徐一觉等突起将宣侠父架上汽车，用棉花堵住他的口，李翰廷、徐一觉同时下手抓住宣侠父的咽喉，套上绳索，两边拉紧，立时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