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48)
这一时期，随着前方的失败，不断有人逃回重庆，其中就包括“天津三宝”中的两位，即张子奇和李汉元（王若僖则被日伪逮捕）。
原天津电话局局长张子奇因在天津无法立足，辗转来到重庆，乔家才与张是山西同乡，听说后即去看他，发现张已落魄到了极点，乔回忆说：
“张子奇先生在天津同敌人那样拼命，回到重庆，政府应当对他有个适当的安排，才合乎情理。事实上，他住在南岸半山上的一所庙里，并没有人照顾。我去南岸看他，谈到他的近况，灰心到万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公道的事。回到罗家湾，给戴先生写了一个报告。第二天，戴先生送来一封给张先生的信，要我代表他去慰问，信里附一张一千元的支票。”
对此，张子奇十分感激：“张先生觉得他是交通部的人，交通部不管他，行政院孔院长也不管他，他不是军统局的人，戴先生同他也没有工作上的关系，反而顾虑到他的生活，送钱给他，不胜感慨万千。”
此后，张子奇即成为戴笠的“运用人员”，抗战胜利前夕，曾奉戴笠之命赴华北招抚汉奸。
同时，原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处长李汉元亦逃到重庆，经张子奇介绍认识了戴笠，戴认其人为“奇才”，当即派李到仰光工作，至此“天津三宝”中的两宝均“皈依”军统。
其实，生活窘迫的，并不仅仅是张子奇，因物资匮乏，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艰难，就说军统局的大食堂吧，都快开不下去了。
因军统的情况特殊，每天办公的时间比一般单位都长，且戴笠要凸显他的“团体”与众不同，要求过“集体生活”，所有的单身汉，一律住集体宿舍，有家的则每周只准回家一次。因此从特务处时期就有个特殊待遇——公家管饭，在食堂吃饭不要钱，如果加夜班还有一顿夜宵，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福利”了。乔家才说：
“国民政府所有的机关首长，能够随时关心部属的生活好坏，除了戴先生，恐怕找不到第二人了。他认定一个人工作有效率，必须确保身体健康；要身体健康，必须营养充足；营养充足，全看伙食办好办不好。”
因此，军统的伙食是著名的讲究，令人羡慕。乔家才回忆说：“我们的办公时间，一向比较一般机关长些，所以很注意营养。抗战以前，在南京鼓楼四条巷办公，伙食最好，中饭晚饭，都有几样比较丰富可口的菜。”
到了重庆，局本部增加到一千多人，免费的伙食，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即便是军统，也招架不住了，乔家才说：
“迁都重庆，办公的人数增多，而经费比以前困难，伙食不如从前，虽然每桌四菜一汤，两荤两素，质量份量都差得很远。为了改善伙食，曾经有过多次努力，但是很少进步。”
终于有人开始发牢骚、说怪话了——某次，电讯处的“周督察”报告说，某人称：“我们的老婆孩子只能吃稀饭，还要我们工作，工作个屁。”
按：所谓“周督察”，乔家才在回忆中曾经解释过，他说：
“督察室只有四个人，以四个人去督察重庆市的二十多个内外勤单位，四五千工作同志，实在不容易做得好。为补救督察室人手之不足，戴先生想出一个‘周督察’的办法。‘周督察’系由各单位负责同志就本单位工作同志中，每周选派一人，负责该单位本周的督察任务。每周开始，督察室召集本周各周督察，开一次周督察会议，报告周督察的任务，以及应行注意事项。‘周督察’是秘密的，这种秘密的周督察制度，对于一般同志，确实起一点神秘的作用。因为每一个同志，都觉得自己身边有一位周督察，瞪着两只眼睛，在注意他，就不能不小心谨慎，努力工作。”
对于这种言论，总台的“周督察”认为不可等闲视之，因“总台的同志近来情绪很低”，怀疑是不是受了此人言论的影响，“在实行怠工”。
对此，乔家才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在漫长的抗战期间，待遇调整，永远赶不上物价上涨，所以生活一天比一天艰苦，也是事实。有些过不惯苦生活，或者对于抗战认识不够深切，发发牢骚，并不算什么希奇。周厉王禁谤，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能不让人家发发牢骚吗?不过这个问题相当严重，不能疏忽。”
同时，乔家才又觉得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让戴笠知道，否则，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吃：
“如果戴先生知道，因为一个同志发牢骚，影响到怠工的情况，那个同志一定要受处分。处分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有时候会引起反感，反而更坏些。”
思前想后，乔家才决定把这件事“压”下来，瞒过戴笠，争取自己解决。他回忆说：
“我到了乡下，把这件事告诉电台台长李秀夫兄，他也觉得这个问题严重，怕戴先生知道了生气。我告诉他，不论总台有没有怠工倾向，都不能报告戴先生，我们应该负起责任，使问题消灭于无形。我要求同总台的同志们谈一次话，李台长把值班以外的同志集合在一起，介绍我讲话。”
乔家才首先向大家通报了“发牢骚事件”，然后开始长篇大论：
“现在讲个故事给各位听，从前有个骑毛驴的人，看见前面有个坐轿的，心想，同样是人，为什么人家坐轿，自己骑驴呢?心里好不舒服。同头一看，后面有个推车的，忽然觉悟。这就叫做：‘他人坐轿我骑驴，回头又见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乔又说：“不必远比，就以你们魏处长（大铭）的生活来说吧，不但你们比不上，我也差得远呢。但是我很满意，因为我比抬滑杆的强过千万倍。你们觉得老婆孩子吃稀饭，心里难过，连工作都懒得干。要知道，生活虽苦，每天可叙天伦之乐，多么快活。我的老婆孩子丢在沦陷区域，老婆还被敌人捉去，家都被抄了。如果我能像你们，老婆孩子在一起，吃稀饭我部高兴。所以我同你们比较起来，你们比我强的多。”
乔说：“抗战是每一个黄帝子孙的神圣责任，国家军费支出浩繁，而大部份国土沦陷，收入有限，国家能给我们稀饭吃，已经是不差了。我们必须吃苦，必须努力，以赢得最后胜利，子子孙孙才不会当亡国奴。
最后，乔说：“耳机戴在你们的头上，多做一个字，还是少做一个字，全凭你们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感。你们要知道，敌后工作的同志，环境多么危险，当他们收发报的时候，随时都有被敌人捉去的可能。所以你们同敌后的同志通报，如不聚精会神，以最高的速度通报，减少通报的时间，就对不起敌后的工作同志。”
乔回忆说：“我同总台的同志们谈话过后，一个星期，再去调查，同志们的情绪好了许多，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发牢骚的同志，虽然没有受任何处分，可是他良心上，比受处分还难过。我们没有动用纪律，彻底解决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不过话说回来，“大道理”终究喂不饱肚子，改善伙食才是硬道理，于是乔家才又给戴笠写了一个报告。他回忆说：
“我想到伙食好坏，直接影响到同志们的健康，我既无法让伙食弄好，那就只有让戴先生去解决。于是我下了一番调查功夫，把各内勤单位患肺病的同志，一一记下来，因为害肺病的相当多，可见大家的健康有问题，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使大家获得足量的营养，也就是非改良伙食不可。我把害肺病的同志列了一张表，加进督察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