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47)
这时，一位名人来到了重庆，不过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他就是以“中国人”自居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
雷鸣远，原名vincentlebbe，比利时人，生于1877年，1901年来到中国。
1910年，雷鸣远到天津担任坐堂神父，坐堂之处，就在望海楼教堂。
雷鸣远的中文名本来叫做“雷明远”，这个名字还是他的中国朋友英敛之帮助改的。雷的弟子曹立珊说：
“他（雷鸣远）为深入中国文化，彻底成为中国人，确实下过不少的工夫，也真的虚心受教。这里述说一个小故事，可以看出他用心之苦。他的中国名原来是雷明远，自从他结识天主教文豪英敛之先生以后，英先生劝他把‘明’字改为‘鸣’。雷公初不以为然，且说有雷必有电光，‘明’字更好。英先生半开玩笑的向雷神父说：‘神父，几时您能体会出‘鸣’字比‘明’更精雅，您的中文造诣，可以说进入了堂奥。’雷神父答说：‘那么现在就改！’”
按：此后，英敛之托雷鸣远将自己的儿子带到欧洲留学，1924年回国后任教于辅仁大学，他就是英千里。抗战期间英千里也是“留平”教授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地下工作者”。
1916年，天津法国领事以保护老西开天主堂为名扩展租界，雷鸣远曾发表公开信，表示反对，结果被遣送回国。曹立珊说：
“他（雷鸣远）指来中国那一年，正是八国联军侵华的第二年，列强横行中国的时候。他看到外国人欺压国人，他看到租界，看到种种不平等条约，极为愤慨。他誓言要站在中国人一边。民国五年，当他在天津传教兼办《益世报》的时候，法国强将天津‘老西开’划入法租界，北京政府慑于法人气焰，佯作无睹。雷神父却仗义反对，在《益世报》上揭发帝国主义的阴谋，掀起了天津市民沸腾的爱国热潮。可惜，这次民族爱国运动，缺少政府有力支持，没有成功，雷神父也被迫反欧。”
1926年，雷鸣远回到中国，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国籍。曹立珊在回忆雷的轶事时说：
“一天，他从安国县天主堂骑脚踏车赴乡村视察教务，路过一村，有一少年在路旁喊说：‘洋鬼子，外国人，看洋鬼子！’雷神父立刻煞车停下，走到少年人跟前，很客气的说：‘孩子，你今年几岁？’少年人答说：‘十七岁。’雷神父低声说：‘你没有来中国以前，我已是中国人了！’”
军统干部李俊才回忆说：“1936年绥远部分中国守军在全国人民爱国抗日的热切要求下，奋起抗击侵华日军的挑衅，百灵庙战役时，各地爱国人士纷纷组织慰劳团前往支援守军，当时雷鸣远亲率会员百余名组成担架队前往百灵庙一带参与抗日活动，开始引起舆论界的注意。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迫近安国县境，雷曾率领会员百余名再度组成担架队救护伤病抗日官兵，第兰军十二师唐淮源部〔云南部队）溃退至娘子关一带，雷率队在唐部搞救护工作。在唐部溃退时，有时雷本人也亲自抬运伤兵，颇得该师官兵好感，并由唐淮源委派雷当了第十二师卫生连的中校连长，雷即将带领的百余名修士编入该连。”
1938年秋，应蒋介石之邀，雷鸣远来到武汉，当时张季鸾还特地对他进行了专访，并写了一篇《欢迎雷鸣远连长记》，登在9月11日的汉口《大公报》上。
就在他接受采访的前一天，蒋介石刚刚召见了雷鸣远，想请雷到欧洲宣传中国的抗日，这是天主教南京代牧区主教于斌推荐的，对此，雷鸣远说：
“我留在国内服务，相信贡献会更大。因为，我在教会虽不是毫无渊源与关系，但在职位上究竟还是一位神父，在序列上不高，所有的影响力不大。在这种情形下，我觉得不如让于主教去从事国民外交的工作，而我留在此地与老百姓共甘苦。”
于斌回忆说：“蒋委员长很能了解他的心理，所以这项对外拓展外交关系的工作便落在我的身上。而雷神父则成立了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简称督导团。这个团体的工作范围很广，当时发挥了很大的效用。”
这就是“华北督导团”的由来，李俊才回忆说：
“在蒋介石召见雷时，雷表示，他本人在河北省已有30万教徒的群众基础，如果前往华北将这些教徒组织起来，对于国民政府在华北坚持抗日战争定将会大有帮助。于是蒋即要雷组织一个宗教性质的团体去华北进行活动，支持中国政府抗战。雷受命后，即由随雷同去汉口的修士‘益兄弟’〔后改名刘益之，雷死后不久脱离兄弟会，日事投降后在天津办《益世报》，解放前夕去新加坡办《益世报》），草拟出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的组织条例及活动范围。经雷送交蒋批准后，决定该团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军政部按月支付经费，并任命雷鸣远为该团中将主任。”
这里要说明的是，雷鸣远并不是军统分子，也不属于“运用人员”，充其量可以说是戴笠的私人朋友，但“华北督导团”却十足是军统的外围组织，这是两个问题。
李俊才回忆说：“雷在汉口筹备成立华北督导团时，蒋介石即责成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与雷密切联系协助，企图利用这一宗教性质的团体，来掩护军统在华北进行的特务活动。戴笠为了执行其主子的使命，对雷敬若上宾，当即派一辆小汽车给雷，便于其各方奔走联系。”
1938年10月10日，华北督导团在汉口成立，当时刚刚从临澧特训班毕业的李俊才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派进去的，李回忆说：
“戴笠派遣一个秘密性的军统华北流动组混人团内，全组共13人，其中10人均系刚从军统湖南临澧训练班受训毕业派去武汉实习的华北籍特务，计有李芳、柴文达、王孝先、王庭秀、袁毓涛、周庚戍、赵鲁牟、朱澄之、孙景礼和我（李俊才）。另外，军统电讯特务周兰友、张德忱则携带五瓦特工机一部，以公开名义作为该团与国民党中央的通讯联系，实际上是属于华北流动组的秘密电台。戴笠并派原为中统分子后投人军统的李嵩充当组长。”
此前，军统局人事科长李肖白在与这批学员谈话时，明确了军统华北流动组的工作要求：
“（一）绝对保密军统身份，日后到达华北专门搜集共产党和日军方面的情报；（二）对团内人员进行秘密监视，特别对团内以雷鸣远为首的天主教徒的政治态度随时注意；（三）注意调查蒋军在华北战地的作战情况，以及部队长的生活作风等；（四）广泛搜集山西阎锡山部及其他杂牌部队对中央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
当时李肖白强调说：“如对雷鸣远或团内任何人交谈时，各人必须伪造历史，诡称纯系失学失业青年，与戴笠毫无直接关系。”
此后，“华北督导团”即进入华北工作。
1940年5月，雷鸣远患了严重的黄疸型肝炎，被送到洛阳，后又被送到重庆治疗。当时戴笠亲自去买了人参，并派乔家才去看雷。乔回忆说：
“戴先生派我到歌乐山中央医院，代表他去慰问，并致送法币五百元。雷神父已经不能说话，皮肤好像包了一层黄蜡，黄的那么可怕。他的信徒立珊兄弟在旁侍候，立珊兄弟非常悲观，认为希望甚微，我把钱交给他，告诉他，戴先生非常关切。第三天，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位热爱中国的此利时神父，终于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