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44)

毛森回忆说：“我于二十九年三月中，由金华搭火车至鹰潭，改乘汽车，经赣南绕道入湘，至株州再搭火车，转往广西桂林，乘飞机去重庆。在重庆住在招待所里，出入都由公家派车接送。虽遇一些同乡老友，大家都很忙，很少私人酬酢，也没有什么游览、观光；只记得重庆是一个上高下低的山城，面临大江，倒很壮观。”

按：这是毛森一生中唯一一次到重庆，此后他被派赴上海，而南京、而杭州、而厦门，然后去台；然后被“放逐”；最终万般无奈地定居海外。

毛森说：“四一大会之日，大家聚集一堂，张灯结彩，甚为热闹。主席台前横披‘我们工作第×周年纪念大会’一排大字，由贺龙庆任司仪，声音洪亮。记得蒋委员长亲自出席，对大家训话，要大家‘忠党爱国，尽忠职守，完成神圣使命。’讲了短篇训词，即向大家点点头，先行离去。军统局长贺耀组，似只巡视一下，也即离去。大会全由戴副局长主持。他的表情披肝沥胆，慷慨激昂，讲了大篇有血有泪的训词，要求大家禀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完成神圣使命，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部众听得都很动容。会后似乎尚有余兴节目，详情已记不起了。”

按：毛森所说的“贺龙庆”，实为何龙庆，时任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长稽查处处长。

时任侍二处第六组组长的唐纵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并目睹了戴笠“披肝沥胆”的讲话。在当天日记中，他是这样说的：

“今日调查统计局举行八周年纪念，上午公祭。我于国民月会之后前往参加。雨农主祭，介民、静安襄祭。雨农亲自读祭文，读时流泪，介民亦流泪。”

按：“静安”即指戴笠的学长、当年的上司加“师傅”、此时的下级胡靖安。

唐还评价说：“祭神如神在，出之真，则可感！出之不诚，则徒见其伪也！”

在重庆，毛森首次见到了日后与他并称为“军统三毛”的毛人凤，对其赞不绝口，他说：“我第一次见到毛人凤，见他温文尔雅，谈吐有条有理，思虑周详，见解独到，实一最优秀之幕僚长，只欠外勤实际经验。”

“四一大会”的第一天比较热闹，但“重头戏”却是第二天开始的“工作会报”，由“各地外勤单位负责人或代表，内勤各单位负责同志”汇报工作。王蒲臣回忆说：

“四一大会（是该局工作创立的纪念日）开工作检讨会时，各外勤单位负责人均有工作报告，琐碎冗长，足足报告了一整天，在别人都听到厌烦了，而戴将军却能自始至终聚精会神的听，在会议结束时，还能毫不遗漏的作扼要的结论。”

乔家才说：“会报的大部份时间，在聆听敌后工作单位报告。报告完毕，戴先生站起来讲话了，他根据两天来的报告，得出十三点结论，作为今后改善工作的指示，简单扼要，使与会的每一个人，口服心服。”

乔家才还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虽然是穿草鞋的朋友，在黄埔同团入伍，却不是同一个连，不是同连，就不生活在一起，彼此虽然认识，可是认识不够深刻。民国二十一年我参加了他领导的工作，又一向在外边，同他接触的机会少，所以对他并没有进一步的了解。这一次参加工作会报，听到他十三点结论，头头是道，不愧是一位天才领导者。我衷心佩服他的思想敏捷，注意力集中，解决问题，能抓住要点。无怪他领导一个十万人的团体，工作复杂繁重，而能得心应手。”

在这里，乔家才的话，实际上是在称赞戴的学习精神，因他知道戴仅读过一年中学，军校也没怎么好好上，之所以能够领导这样大的一个“团体”，完全靠自身的聪明及努力。对此，电讯处处长魏大铭也有同感，他说：

“抗战后的事业局面更广，接触外界人才更多，谅他（指戴笠）自知读书不够，故甚能虚心永进，于民国卅一、二年间在重庆，似曾聘请过饱学之士（似为江山同乡毛子水先生）当老师，教论语、孟子等四书，同时与上流社会有名人士如章士钊、贝祖诒、顾翊群等来往亦密，已非交鸡鸣狗盗的时期了。”

魏大铭还举例说：“在《戴雨农先生全集》下册年谱中称，民国卅二年二月十八日在重庆一篇讲辞中，引大学及孟子书中语句，实比以前进步，可为明证，亦正是更上一层楼的必要修炼，可见在其不同阶段中能适应时宜而不断进步，亦所以一个特工首脑做了十四年之久，实属难能可贵，决非偶然！”

沪一区区长陈恭澍并没有参加此次“四一大会”，但是却看到了“会议文件”，即前述戴笠对军统局工作的“检讨”。他回忆说：

“抗战初期，由戴雨农先生领导的‘军统局’，曾作过一次系统性的全面工作检讨。总结报告中指出，此一时期的缺点，在于：待遇微薄、经费困难、政治水准低、认识不清楚、缺乏师资与教材、科技程度普遍偏低、在其它机构中受排斥、各项基本工作不如理想。”

在报告中，戴笠对军统各项主要工作都给予了点评，即乔家才说的“十三点结论”——按陈恭澍所说，其实是十五个问题。其中，第十三个问题是经费问题，戴笠说：

“以现在一万一千人之工作，每月仅有经临费五十一万余圆，致每月经费相差甚钜，东借西移，常在困难拮据之中，加以沦陷地区汇兑之困难，各地工作亦难免受其影响。”

第十四个问题是公开单位的“派出人员”问题：

“所有握掌之公开机关，各主官对本局多抱疑忌之心理，故对本局所派遣之人员，一面尽量拉拢敷衍，一面则竭力防止进展，致本局所派遣之人员，忘记本身之使命，离开本局之立场，即形成隔阂，发生矛盾现象。”

第十五个问题，居然是戴笠的“自我批评”，陈恭澍说：“戴先生本人，也作了自我检讨，据笔者所知，这是他平生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

当时戴笠是这么说的：“属于本人（戴雨农先生自称）者，因助理乏人，无论处理文件，接见宾客，与应付日常事务，均须躬亲，致时间不足，许多迟误；对日常工作之实施，时间支配不得当；对干部之运用与组织之掌握，未能尽善；与各方接触太少，联系不够；对中下级工作人员个别接见之机会太少，致情感不能密切沟通；个性强，主观重，因以同志间对整个工作之意见建议甚少；日常穷于应付，致检讨策划督导，未能尽善。”

陈恭澍说：“以上各节，是军统局在民国二十九年时的内部总检讨，完全是实情，并无虚假。不过因每个同志工作地位之不同，在观点上容许略有不尽一致之处。此后，军统局组织日益扩张，工作项目越来越多，戴先生真是日理万机而穷于应付，像这类工作检讨的资料，就见不到了。”

对此，魏大铭也认为，戴笠的“团体”，最好的时期是其初创期，即特务处时期，魏说：

“戴先生主持特务处时代，纪律严保密强，最有力量，其组织有似西德加伦将军组织之有威势。其后主持军统局时代，人多事杂，已半公开，功力已逊，其组织似美国中央情报局之有权势。不过，特务工作者越秘密，力量越大，一个国家看不见的力量越大，则越强盛，今日之苏俄特工是也。”

魏大铭说：“迨民国廿六年七七抗战后，正式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则已成为半公开状态，各地招生训练，一个训练班几百人之多，已渐失秘密工作之精神与原旨，以多为胜，以大为雄，扩张势力，派头要大，其质已远不如抗战前之秘密时代，虚名超过实质，精神则已走下坡。”

魏大铭说：“一个特务机构的力量都已表面化，则就已衰竭，成强弩之末了。一个特务机构，机关化，官僚气，则就不免先求交卷交差，次而讲求事功了。尤其扩充各式各种游击武力，全无经费，都是就地筹饷，保民不足，扰民有余，而戴先生常常夸称十万之众，但军政部军令部均始终无视于此项武力，对军统局而言，实为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