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42)

此时胡德珍已经怀孕了，毛森回忆说：

“我妻本是得了看守们报信，叫她等在候审室外面边上，可以远远见我一面。但又再三叮嘱，不可开口讲话，以免被上司知道，连累他们。这时因遥见我发乱须长，面削眼突，瘦弱憔悴，不似人形；既吃惊又悲伤，但为遵守诺言，不敢出声，正在饮泣抹泪呢。听到看守们七嘴八舌的骂赵，也参加指责。”

毛森说：“一个姓孙的看守，还转身低声对妻述说老王的壮烈事迹，并竖起大拇指赞道：‘像老王这样，才是大英雄！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敬重他！’又斜睨着赵说：‘你这小鬼，已害死了老王，妳还想再害人吗？小心大英雄的英魂来捉你！’骂得赵懿义涕泪交流，无地自容。”

毛森回忆说：“我在狱中，也曾屡次听看守们谈起老王，说老王是真英雄，不怕死，敢作敢当。任凭日本人严刑拷打，还不断辱骂日本人和汉奸，自称是重庆抗日分子的首领，只求速死，决不吐露一字，害他的同志。还说：老王也知道看守们都是苦哈哈，都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只是为了生活，才干此鬼差事。所以对他们还客气，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有一次还向他们讨酒喝呢。他们几个人，后来常在晚上凑些钱，买酒请他。──因此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同情我、帮我，主要还是受了老王的精神感召呢！”

二人被押上“法庭”，“庭上”厉声问赵懿义：“你认不认识赵如金？”

赵“哭丧”着脸说：“我实在不认识他。他们打我，逼我指他是重庆分子，我没有办法，只好这样说。”

毛森回忆说：“审官有三人，司法科长坐中间，杨藩藻与另一人分坐左右。杨藩藻一再威逼，指赵说谎，恐吓他要用大刑；赵一面号哭一面哀求说：‘不要再打我，我实在不认识他。’”

杨藩藻是伪警务处侦缉科长，赵懿义的案子，原本就由他审理。毛森说：

“他做了汉奸之后，为了邀功，滥捕爱国分子，动辄严刑毒打。浙江伪省长汪瑞闿的机要秘书，也曾因赵懿义的受刑乱指，被杨误捕而受酷刑重伤。汪向南京伪维新政府主席梁鸿志控诉，梁调杨藩藻去南京受训两周，算给汪的面子。”

此后，伪警务处另成立司法科，主持审判案件，新派来的司法科即曹某。杨的侦缉科，则专门负责侦查、缉捕事宜。

还有凑巧的事，杨藩藻是“浙警”正科第三期的毕业生，也就是说，他还是毛森的“学弟”，所幸的是，他并不认识毛森。毛回忆说：

“这天当审讯之时，我心中尚有一事深感不安：恐怕杨藩藻知道阶下囚即其前期老大哥。幸当时没有人知道我真正姓名、出身、经历，即使翻查同学录，我当时面容枯瘦如老叟，连我自己也不认识。现尚存有当时面目的照片。”

“庭审”结束，赵懿义表现还不错，没敢再胡说八道，毛森的劫难解脱了一大半，他回忆说：

“退庭之后，司法科长赶去朴人住的旅社，朴人正在苦候其消息，不知凶吉如何？此时已是五点多钟，自己应不应该离开？正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之际，突见曹某匆匆赶到，满面春风的面告佳音说：‘恭喜！恭喜！对质时赵懿义完全推翻前供，你妹夫得救了。’这一喜讯，对朴人确如待决囚犯得遇大赦。在连连向曹某道谢之后，就直奔清吟巷，向母、妹报喜去了。”

事后，毛森说：“那时敌伪要杀一个人，如杀一只鸡，实不需多费力气。只因我身分是殷商，伪方上下认为有利可图；日方为收揽人心，不愿被人指为滥杀绅商，故慎重侦审。会审之后，仍被回押看守所。伪方人员可能知我将无罪开释，不断来我家讨好索酬。我妻不愿得罪瘟神小鬼，勉力张罗应付。”

接着，伪绥靖司令部“军事法庭”又搞了一次“开庭审讯”，传讯胡德珍、朱文友和米店店伙等关系人。毛森说：

“朱文友本是法学专才，曾任法官，自会妥善应对，店伙事前经朱谆谆教导，当也不会说错话。

当问到胡德珍的时候，胡答说：“逃难至金华结婚，丈夫为逃避壮丁才来杭州。”

对方又问：“否重庆抗日分子？”

胡对以：“要做抗日分子，就不必逃来杭州了，去当壮丁好了。”

毛森说：“法官看看妻：一介柔弱女子，大腹便便，因立候审讯甚久，此时以已站立不稳，将不支倒下；也就不再多问了。审讯就此结束，也未提讯我和赵懿义，好像就这样结案了。”

这时，新鲜事又发生了——

某日，伪绥靖司令部第一师师长徐朴诚派人“提讯”毛森。

毛回忆说：“徐的师部即设在葛岭山庄；把我押入师长室后，徐令所有之人都退出，我即坐在他的桌前地上。他问我身世、职业等等，没有再提抗日活动。我回答很谨慎，能答则答，不能答则力避讳。问了一阵，他用铅笔在拍纸簿上疾写，随即拿起拍纸簿向我展示。”

纸上写的，赫然是：“戴先生有电报来救你。”

对此，毛森“仍恐有诈，木然不语，不作任何表示”。

接着，徐低声说：“你可用五家殷实商店保释，但不可离开杭州。”

毛森说：“就这样审问结束。我还押之后，当天即开除脚镣。我即通知妻转告朱文友找保。他很快就找妥五家店铺，办妥保释手续。”

——戴笠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找到徐朴诚的，毛森一直很奇怪。事后他了解到，从中传话的，正是自己的江山同乡、军统沪二区区长姜绍谟。毛森说：

“戴在上海布置双重工作，沪一区范围最大，周伟龙、陈恭澍等，就是一区先后区长，情报和行动都做，干得轰轰烈烈，但常常出事；另布第二区，专做情报工作，更着重高层情报，不做行动。二区区长姜绍谟（字次烈），江山学界老前辈，资深国民党立法委员，戴对他很尊敬。抗战期间为了国家民族，情商姜绍谟潜伏上海，搜集情报；姜很谨慎小心，没有出过差错。姜本人（或部属）与伪绥靖主任任援道有关系，徐朴诚乃任之心腹，姜托任转达戴意，故徐向我示意‘戴先生有电报救你’。”

还有一说：“沪区工作员张圣才与伪军有私交，从中营救；我在福建时也救过张圣才，颇有交情。以后因无机会晤姜，张，不知实况。”

按：张圣才亦是奇人，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此外，据胡德珍说，胡朴人手下的女特工沈凤，与徐朴诚最宠爱的一位“如夫人”交情很深，曾请其向徐“极力说情”，结果碰了钉子，当时徐回答说：

“此人是重庆抗日分子决不容疑；因他既叫赵如金，上海方面有人来活动叫我放他，说他是江石山（我对上级所用的化名），正当商人那有用两个不同的姓名？况且我的儿子也接到恐吓信，要我放他，否则对我们全家不利。此事我没有告诉过别人，现我也不想认真办他，但也不能经易放他。至于能否救他，要看日本人是不是重视此案了。”

按：先是，戴笠曾令前任杭州站站长廖公劭设法救毛，廖曾找到徐朴诚的儿子徐俊杰，令其立即释放毛森，“否则对其不利”。

对此，毛森回忆说：“徐俊杰是该师第一团团长，也是监斩王长安及率部围捕我的主凶。接此恐吓信后，徐父子均甚震怒，立今将我钉上十二斤重的脚镣。我本已瘦弱不成人形，拖此重镣，举步维艰，只有坐着或躺着。”

毛森分析说：“其后，当是戴先生给徐某种保障条件，徐才决意放我。我对大家对我的营救，同样感激。”

毛还说：“抗战胜利时，我主持逮捕华东汉奸，闻徐逃匿澳门，如果遇上他，也会放他一马。我平生为人，仇不一定要报，恩必永铭于心。同情败者、弱者，不忍见哀哭；孟子与梁惠王对话：‘吾不忍其觳觫。’我有同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