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40)
不过，毛森要娶胡德珍，其中尚有三重滞碍：
“第一，我痴长十一岁，可能被认不相匹配；第二，我曾结过婚，且有儿女，可能非其择偶对象；第三，据其自己透露，已有对象。”
毛森不是那种磨磨唧唧的性格，想到了就办，于是“厚脸试探”，表示了“求婚”的意思，并老实对她说：“我曾结过婚，已有儿女，但现已离婚。”
按：毛森与原配夫人郑彩耀共有三个孩子，即长子毛建、次子毛革、长女毛绥，后毛与郑感情破裂“协议”离婚，郑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浙江江山毛森的老家。
毛革后改名毛汉光，在回忆中，他说：“我在十二岁之前的时候，学习环境及功课是很糟糕的。幼年的时候，生长在江山（浙江省江山县），那个地方是靠近江西省、福建省一个很贫瘠的村落，没有办法念书。”
据毛汉光说，他的母亲是于1940年自杀的。毛森在回忆中则说郑彩耀于1943年病逝。
令毛森大喜过望的是，胡德珍“考虑后即面予允诺”。毛回忆说：
“我自然很高兴，即向胡老夫人禀报；她亦满口答应，并即改口叫我姑爷。她素性慈善信佛，我没有见过这样诚笃信佛之人，即僧尼也非所及，视蚊蚋也同生命，不肯对其伤害。胡事母至孝，她湘湖师范毕业之后，即在附小任教，迎母同住奉养。抗战爆发，她从戎报国，参加遂安训练班，将母寄居诸暨同学家里；她调杭站之后，接母来杭同住，双方都免牵挂。那时敌伪调查户口极严，家庭人口如仅青壮男女，易引注意，有老母同住，可免鹰犬怀疑。
1939年1月18日，毛森与胡德珍“草草结婚”，毛说：“（我们）自不敢张扬请客，只通知朱文友等少数人。”当年，毛森31岁，胡德珍20岁。
对这桩婚事，毛森很满意，他说：“胡家本系海盐书香世家，因人丁不旺，父祖皆壮年早逝，长兄胡渠清，聪颖有为，二十多岁即为蚕桑职业学校校长，倡导新法养蚕，成效卓著，未满而立之年，即遽病殁。现仅兄妹二人，均置身龙潭虎穴，老母为我掩护，如在狂飙危舟之中，稍有不慎，即有灭门之虑；我深感履冰临薄，责任重大。幸天之佑，胡氏兄妹，历经艰危，均康绥福厚，子孙昌隆，老夫人期颐西归。故旧亲友，都认其礼佛积德之果，我们亦自庆得其余荫。”
刚到杭州时，毛森住“皮市巷”，房东老太太常过来攀谈，因担心谈话中露出破绽而不胜其烦，于是托当地富商朱文友另外租了一所房子，毛、胡就是在这里结婚的。
朱文友亦是军统“运用人员”，毛森遂与他商量，准备开一家“公司”，作为身份掩护。毛森回忆说：
“朱是义乌人，虽曾毕业法政大学，一向在杭垣经商，现因战乱，停止营业。在凤山门外有大宅院，算得上殷实商人，忠实可靠。我们决定在清河坊开张火腿店兼米店。朱的家乡，本产火腿，驾轻就熟。我用赵如金化名，挂名老板，极少在店口露面，恐被熟人发现也。朱任经理，全权负责店务。清河坊为杭州最热闹市区，生意还不错。”
就在事业、家庭、“生意”都红红火火的时候，乐极生悲，毛森被捕了。
事情坏在毛森的手下、一个叫赵懿义的人身上
赵懿义是浙江东阳人，年纪甚轻，当时才20岁，原来是巍山大队应渭水的手下，后选入临澧特训班，毕业分发之时，赵自称“其父在杭州凤山门外上仓桥开设打铁店，愿往杭州工作”。
毛森回忆说：“上级没有考核其个性、能力，以其有良好掩护，即派他来杭工作。我与其交谈几次，觉其入世未深，没有搜集情报能力，还有顽童习性；乃嘱好好立足生存，慢慢展开工作，并介绍与王长安联络。”
赵懿义的“顽童习性”最终坏了大事，毛森说：
“讵其不知利害关系，乱吹牛皮，自表是重庆派来的抗日分子。大家当他是小鬼，初尚不信，嗣见他穿起新衣，用钱也阔；传入小汉奸耳目里，不管他是否真的抗日分子，为了邀功，把他抓起来打了一顿，他即全盘供出。并带领敌探，在与王长安约定的时间、地点，将王逮捕。”
王长安是杭州站的“总交通”，他一旦开口则满盘皆输，所有人的联系方式都在他的脑子里——搞“地工”，最容易出事的是两类人：一是电讯人员、二是交通员：首先这些人的活动有迹可循，极易暴露；其次，一旦被捕，因他们在“组织”中地位卑微，“主义”等等对他们的约束力较弱，往往挨上一顿皮鞭、两个耳光即崩溃。
所幸的是，王长安极为坚强，被捕以后，他知道绝无苟免之道，于是索性将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说：
“我就是首领。已有一百多人枪潜伏杭州城内，随时准备杀敌除奸。现我被捕，早已决定成仁殉国，你们休想我吐露半点！我死之后，我部下自然会随时扑杀你们，为我报仇。”
在狱中，王长安终日痛骂，完全是“但求速死”的路子，日伪无奈，只好将王处决。毛森回忆说：
“老王为求痛快，要求杀头。于（1939年）阴历六月十八日，由伪军押解至里西湖，日军自任创子手，行刑时，为公开处决重庆抗日分子，伪军还吹号，示意杀一儆百。老王慷慨激昂，痛骂日本帝国主义，大喊中国同胞起来，与日本鬼子拚命！观众垂泪，号兵吹不成声；老王还唱救国军歌，不断高喊口号：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万岁！××××万岁！……刽子手心慌意乱，斩了好几刀，乱劈肩上头上，才把头砍下。”
行刑之时，毛森秘派直属行动员、杭州市伪丨警丨察局侦缉队侦探凌佩绅随往刑场，记下埋尸地点。他回忆说：
“抗战胜利后，我曾偕凌同往寻找老王埋骨之处，打算重建新冢，以捡忠骨；希与秋瑾香冢一样，留供后人凭吊。但荒草萋萋，一片乱葬岗，无论如何踏勘，总查不出埋忠骨地点；当时我没有勒石为记，成为历史之遗憾！”
回忆起王长安的忠勇，毛极为痛惜，他回忆说：
“王长安，又名王庆云，他的经历我知甚少，只听其自说，他是福建福清人，南洋华侨，有时谈起与土人间一些趣事；曾参加红帮，个性耿直仗义，激昂时槌胸暴眼；年已五十多岁，大家叫他老王。自福州参加我的工作，只是跑跑腿；来到杭州后，才重用他为总交通。我对他没有什么厚恩，他竟以一人之血肉，保住全站之安全。余心痛泪涌，无法压制。以后每念及此，仍常悲从中来，凄然神伤。此种共患难之感受，非一般人所能想象，更非庙堂衮衮诸公所能体会。”
在杭州站中，与赵懿义有过接触的，仅毛森与王长安二人，因赵不知毛的住处，只能提供其体貌、形象等，于是“敌方乃押其在交通要道隐密守候；并派大批爪牙，在各街道路口巡查，撒下天罗地网”。
毛森回忆说：“我为躲避敌探，虽然提高警觉，但对重要工作，不得不亲自奔走指挥；自老王之后，如去一臂，联络更加繁重，自兼总交通。”
这天，毛森叫了一辆“黄包车”，当车夫问去何处时，毛“随口”说：“清吟巷。”
——“清吟巷”正是毛的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