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37)

4月1日，大会如期召开。乔家才说：“上午是纪念大会，委员长亲临主持。中午参加大会的全体同志聚餐，每桌八人，将近两百桌，挤满广场，真够热闹。每桌四菜一汤，菜单是两天前戴先生亲自拟定的。戴先生认为聚餐没有酒，不够味道，所以每桌都有酒。”

参加“四一大会”的，有一位还是第一次到重庆局本部来，他就是杭州站站长毛森，

前面说过，抗战开始以后，毛森在江山老家组织起“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别动第二大队”，驻浙江遂安整训，准备参加武装斗争，结果被人夺去兵权，当上了一个所谓教导第二团“政治部副主任”，没甚正事可干，只是有时奉戴之命查一些莫名其妙的“案子”。

某次，戴笠叫他调查“别动军第一大队政训员”楼兆蠡。

说起楼兆蠡，毛森并不陌生，“楼氏三兄弟”——楼兆蠡、楼兆元、楼兆揭，都是军统分子，其中楼兆元还是毛森在“浙警”和杭训班时的“双料”同学。毛森回忆说：

“适有第一大队政训员楼兆蠡，本身只一校级文人，自称什么主任，滥派很多番号、‘将’官，号召游勇散兵。他被编余后，负气率属出走。戴认其叛变投敌，电嘱我追捕。我赶至金华，将其捕获；经我细诘之下，只觉此人好大喜功，妄想招纳三山五岳人马，组织抗日大部队，并非投日做汉奸；随行者多系眷属及少数旧部。”

毛森“调查”之后，即向戴建议“不宜深究”，戴表示允可。

毛森的顶头上司、政治部主任，就是军统那位自比周瑜的盛瑜。

盛瑜，1906年生，安徽和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盛瑜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出身，在文强的回忆中，曾提到“朱学范支队（以工会会员为主）盛瑜大队”，由此看来，盛也是帮会中人。

毛森回忆说：“主任盛瑜，字子瑾，乃初相识。他很能干，高谈阔论，喜议论历代名将贤相，对三国周瑜、当代白崇禧，尤为倾佩。他常出外活动，部务多由我处理。”

在此期间，盛瑜给毛森介绍了一个叫胡朴人的，是个记者，毛森回忆说：“我令胡写了一篇文章，见其文理流畅，立论得体，字体清爽可爱，即交总干事左券发表为少校政训员。”

盛瑜还开设了一个“遂安训练班”，“全班约有四十人，系盛所罗致的热血青年，以备派赴前线效命。”要毛森去当教官，毛回忆说：“当时我心力交瘁，勉力策马过河上课。”

在授课中，毛森发现了一位女学员十分出色：“秀外慧中，立论卓异，文笔超群，使我留下深刻印象。”

这个人就是胡德珍，日后成了毛森的太太。

按：胡德珍，1919年生，浙江海盐人。

就在此时，毛森病了，自从考入“浙警”并进入特务处以后，毛森已经生第三次大病了。他回忆说：

“按着这次改编打击，精神体力崩溃，终又病倒。据军医诊断：可能疟疾。他们把我用运货车送至浙赣路，迷迷糊糊，不知什么站上车；到了湖南，改乘粤汉路，只有王长安一人陪我。经岳州站时，看见盛瑜夫妇向我打招呼，才知盛也离开遂安了。他的夫人，即是岳州后方医院医生。”

按：王长安是毛森在福州工作时的手下，亦可说是他的“义仆”，日后为掩护毛牺牲。

毛森被送到汉口，入“意大利人办的梅神父医院”，他回忆说：“经检查结果，非特严重疟疾，因食物不洁，肚里有寄生虫及其他毛病。即住该院疗医。王长安即睡床前地上陪我。”

经过治疗，身体逐渐恢复，毛森有时到武汉逛逛街景。他回忆说：“在汉口有一事，深感受辱：即入法租界时，不准穿军衣。每至入口时，要我脱下军服，我常负气回头；现在回想起来，仍有余愤。”

某次，毛森还意外地遇上了应渭水，应是教导第二团第一大队长，前述之楼兆蠡即他的搭档政治指导员。

与毛森一样，应渭水也是给排挤出来的。毛森说：“（应渭水）来汉口候派工作；常结伴同游，曾在黄鹤楼前合拍照相，现仍珍存。应本绿林好汉，绰号大老鹰。后派上海杀敌，建功甚伟；最后为敌所杀，成为无名英雄。”

这时，盛瑜也来到汉口，并去看望毛森，告诉他：“遂安训练班学生也来了汉口，续训几周，将派出工作。”

毛森听了，即去看望他的学生们，又见到胡朴人和胡德珍二人，毛森才知道，他俩居然是亲兄妹。

此时，军统局已经在武汉成立，戴笠为副局长，郑介民为主任秘书。戴请毛森吃饭，盛瑜作陪，戴在席间大发感慨，据毛回忆，当时戴是这么说的：

“革命，革命！把我变成革命的官僚了。从前别人（毛注：指对头）打不倒我，我即打倒别人。以后吃尽王亲国戚的苦头（毛注：他所指的，我当然明白）；现在我在仇敌面前，也只好装颜作笑，与他握手问候了。你们仍是革命的宝贝，希望始终保持革命精神，不要像我，变成革命的官僚。”

在回忆中，毛森说：“我听了他的话，一直保持革命精神，不向任何人低头，自然也不断的吃苦头。”

不久，郑介民又来了，谈毛森的工作安排，让他“参加中俄合作机构工作”，毛森说：“我对俄人印象不好，不愿参加。”

按：郑所说的“中俄合作机构”，即指刚刚于1938年7月15日成立的中苏技术研究所，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军统局挂名局长贺耀祖为兼任所长，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及苏方的瓦西列夫为副所长，并向各主要城市秘密派遣人员，开展对日情报工作。

接着，军统局人事科长李肖白又来找毛“谈话”，让他接任青岛站站长。毛森仍然不想去，于是推脱说：“我对青岛人地生疏，毫无社会关系。”

李听了，即介绍一位“女同志”来做毛的助手，毛说她“穿草绿色军装、马裤，样子相当活跃”。于是毛考察其对青岛的熟悉程度，结果她说：“刚训练班出来，没有做过实际工作，青岛有一、二亲友。”毛见状即以“以立足生存困难，无法展开工作”而再次拒绝了军统的人事安排。

按：当时军统局刚刚成立，百端待举，戴笠没有时间过问这些琐屑，同时其威权也还不像后来那样说一不二。否则，以毛这种推三阻四，挑肥拣瘦，没准早给抓起来了。

毛森回忆说：“当时适有杭州站长廖公劭，因身分暴露，坚求调回后方。戴征询我意，我即表示愿往。”

与此同时，盛瑜的任命也发表了，居然是安徽省“立煌县”县长。

“立煌县”这个地名，现在是找不到的。

——安徽省六安县的金家寨左近，原系鄂豫皖红军的核心地带。在第四次“围剿”中，蒋介石自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分左、中、右三路进攻鄂豫皖红军，并明令谁先攻克金家寨，即以此地建立县治，并用攻克者的名字命名此县。

最终，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卫立煌于1932年9月20日攻克金家寨。

1932年10月，蒋介石兑现诺言，以安徽六安、霍邱、霍山三县和河南固始、商城两县及湖北麻城县等地的部分地区“添设新县”，县治设金家寨，并命名为“立煌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