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35)
为了加强“躲警报”的管理，乔家才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他说：
“督察室上上下下一共有五个人，李修凯、朱克等三位同志和我以外，还有一位勤务兵同志。每天早上起来，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动员全室的人员，拿上干布，走进防空洞，把两排靠洞壁的凳子擦个干干净净。等到挂起红球，或是听见警报，立刻有一位同志走进防空洞，指挥放置公文箱，请他们多走几步路，把公文箱子扛到防空洞中间的叉道里，有秩序地放成两排。这样一来，防空洞的容量增加了，足可以容纳全部同志而有余，而且全部凳子既不湿，又不脏，可以供人乘坐，闭目养神。以前几位高级干部都是到财政部防空洞躲避，现在一闻紧急警报，毛人凤先生、徐业道先生、刘启瑞先生、徐人骥先生几位年岁比较大的人，先已走进防空洞的中间，坐在凳子上，其他的同志也都一个个走进自己的防空洞，不必再出去打游击了。”
不过，说到底，防空洞只是避难所，终归不能解决办公的问题，被蒋骂过一次之后，戴笠想了个“笨”办法，但非常有效。
重庆郊外的磁器口，有个叫“缫丝厂”的地方，军统的“重庆特训班”就设在这里，黄康永说：
“在缫丝厂附近有一个小煤矿，戴笠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监狱，就是人所共知的渣滓洞监狱，在缫丝厂后面有一幢原四川军阀白驹的别墅，大家都叫白公馆，这里成了军统关押重要犯人的监狱，在西边楼上的正房内囚禁过叶挺将军。戴笠自己的住宅，也建筑在缫丝厂侧面杨家山上。”
按：白公馆看守所，在军统内部称为“中学”。
这块地方，戴笠觉得挺合适，于是决定将此地作为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将“甲”室、刘启瑞的编制科以及各处室的文件档案全部移到这里，有一段时间，军统局本部曾全部迁至这里办公。黄康永说：
“缫丝厂离开重庆市区约有二十余里，每天用摩托车向城区联系，这样，军统局每天接受的各地情报，都可以得到及时处理，准时送给蒋介石审阅和批示。”
“乡下办事处”的负责人，就由刘启瑞兼任。乔家才回忆说：
“刘姥姥的身体的确不好，经常生病。他家住乡间缫丝厂的半山坡上，住的是一间非常简陋的竹排涂泥巴的平房，安之若素。缫丝厂有许多军统局的单位和事业，后来中美合作所和重庆训练班也设在乡下，就更形重要了。刘姥姥曾任缫丝厂办事处主任、重庆训练班副主任，大权在握，有许多便利。但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把他的那间陋室加以修缮，他的操守，可见一斑。”
“刘姥姥”即指刘启瑞。意指他脾气好，跟大家都合得来。乔家才说：
“军统局的同志们都叫刘启瑞‘刘姥姥’而不名，他也乐于以刘姥姥自居，不以为杵。刘姥姥有一种和大家非常亲近的意味，没有官架子。也含有排难解纷，主持公道的双重意义，不只是年高德劭，好好先生而已。”
“参训班”四期学员张赣萍曾被抽调到刘启瑞手下编撰“四一”纪念特刊，他回忆说：
“刘先生原任某民营大报的主笔，个子瘦小，面白无须，一脚跛，有麻子数点。博学强记，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但他的脾气却是火辣辣的。可是，他对我们几个从各训练班调去做助手工作的后生晚辈，却和蔼可亲，从未疾言厉色相向过；向他请教问题，无不耐心解答，一直到你心满意足为止。反而一班中、上级编辑人员见到他，会感到周身不自在。”
刘启瑞其人，多少有点“名士”派头，傲上而不欺下，乔家才说：“刘姥姥始终保持书生品格，看不惯的事情，邪恶不合理，总是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地直言不隐，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有一部分人很不高兴他。”
“不高兴”刘启瑞的人当中，就包括毛人凤和潘其武。
“抬轿子”事件过后，毛人凤如愿以偿，代理了“主任秘书”，投桃报李，反过来又呈请以潘为“副主任秘书”。对此，大家都很不以为然，因毛的“主任秘书”本就是代理，再增加一个副职，不仅“叠床架屋”，且十分荒唐！
不料戴笠大笔一挥，批示同意，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大家对戴老板都不太满意。乔家才说：
“军统局的人事，一向由戴先生自己主持，别人很少干扰。就是主管人事部门，对人事签办意见，提出人选，戴先生也不一定会照准，经常否定，另外提出他认为最佳的人选。还有，军统局没有联名请求的习惯，因为联名多少带些聚众要挟的意味，这种恶风不应存在。”
不管怎么说，毛、潘二人想做的事做成了，对他们的作法，刘启瑞十分不满，乔家才回忆说：
“一天，刘姥姥和我闲聊，谈到毛人凤和刘培初吵闹的事。他对这一拥一签，潘其武做了副主任秘书很不服气。他认为这一拥一签，是革命精神的堕落，很为军统局惋惜。”
对此，乔家才认为：“如果确有设置副主任秘书的必要。按照资历，也应当是刘启瑞或徐业道。徐于二十三年（一九三四）由南昌行营调查科合并来的，资历也很高。现在毛为报答潘其武发起签名拥戴之功，舍弃刘徐，而签潘做副主任，不但刘启瑞心中不服气，很多人也有同感。所以这一拥一签，事情虽小，影响却很大。”
到第一届“四一大会”，戴笠指定刘启瑞为大会秘书，并负责编纂“四一纪念专刊”。
“大会”的总指挥，戴笠选中了特务总队总队长王兆槐。乔家才说：
“记得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军统局成立八周年，要举行纪念大会，这是创举，没有成例。大会秘书刘启瑞、指挥王兆槐、总务郭斌，由他们三位负责筹备。会场在罗家湾广场，可以容纳两千多人，临时搭一座司令台，经过几天，已经搭好。”
特务总队即原特务处特务队，也是军统局在重庆的一个重要单位。沈醉回忆说：
“军统局的特务总队是由抗战前的特务队扩充改组起来的。特务队在抗战前都是便衣，抗战开始才改为武装部队。这些部队是戴笠分别向他的好友胡宗南、汤恩伯、唐生明等人要来的。一九三八年，唐生明任常德警备司令时，戴笠路过常德，一眼看上了唐的特务连，便连人带枪要走，带到重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实。特务总队先后还用过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二巡查总队、军委会特务第五团等名称，但军统内部却一直叫它作特务总队。”
沈醉说：“国民党的部队和军事机关的特务团等，一般说来是以担任警卫为主，而军统的这个特务团，却真正是搞特务活动的。它有三个武装大队和一个便衣中队。除一部分担任军统机关和戴笠、宋子文等公馆的警卫外，大部分是担任看守所、监狱中的看守，军统杀人也由这些人执行。囚禁在军统的一些中共人员如廖承志先生、叶挺将军等的看守，也是这个队的特务担任。看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特务队，也是它分派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