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34)
接任督察室主任还不到一个月，乔家才就赶上了军统局的“盛典”——“四一大会”。
乔回忆说：“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四月一日为军统局成立八周年纪念日，戴先生为鼓励大家的情绪，决定盛大庆祝一番，定名为‘四一大会’。大会会场就决定在罗家湾广场，加搭了一个天棚，遮盖住整个广场，再不怕烈日和阵雨。”
前面说过，军统局的前身特务处是在1932年4月1日成立的，到1940年迎来了八周年，当时正值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军统局在沦陷区的组织被破坏的消息不断传来，亟待振奋人心。因此，戴笠决定在这一年的4月1日召开“四一大会”，“隆重”纪念一下子，同时对工作进行“检讨”。从此，“四一大会”就成了军统局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
整个大会的筹备，戴笠选中了两个人，一个是刘启瑞，另一个是王兆槐。
刘启瑞，1900年生，安徽贵池人，毕业于北京大学。
刘家是当地望族，刘的祖父是拔贡，父亲则是举人，家学渊源，刘启瑞13岁就读完了四书，有极好的旧学根基。这时已经是民国了，刘入安徽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结果因参与学潮被开除。后刘又到安庆投考省立第一师范的插班生，据乔说，当时有六七十人报考，只收三个人，刘启瑞就是其中之一。
在校期间，刘启瑞加入了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乔家才说：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夏天，刘启瑞毕业于第一师苑，决定到北京升学，乘船东下。在浦口码头，宪兵捡查行李，查出他的中华革命党的党证，几乎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他机警，才逃过一次大难。刘启瑞到达北平，先入私立民国大学的预科，民国大学为国民党办的学校。民国九年（一九二○）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同时任邵飘萍主办的《京报》编辑，正式踏入新闻界工作。”
1924年，刘启瑞毕业，到青岛胶济铁路局工作，次年与山东潍县的高东平结婚。
此时山东还是张宗昌的天下，刘暗中为国民党做地下工作。1926年，北伐军兴，刘启瑞策动胶济铁路和纱厂的工人组织“青岛市政委员会”，并自任“主席”，准备迎接北伐。结果事情败露，刘被张抓进监狱，并导致终生残疾。乔家才说：
“张宗昌的土牢，秽浊湫湿，不见天日。刘启瑞的身体自幼羸弱多病，在济南经过几度非刑拷打，死去活来，奄奄一息，不成人形。腿部筋骨被打伤，经过土牢三个月潮湿，致成残疾，终身不良于行。刘启瑞认定必死无疑，绝不会活着走出张宗昌的土牢，咬紧牙关，忍受极度痛苦，绝不牵连一人。”
此时，救了刘启瑞的，是一位他连面都没见过的北大“学长”吴晋。
——吴晋是奉系人物，曾任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时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吴与刘素昧平生，纯粹看着前后校友的关系，想帮他一把。于是吴请张学良以“大元帅”的名义行文张宗昌，要张速将刘启瑞“解往京师”。
张学良见到刘启瑞，认定他“有才”，于是此前一切既往不咎，令刘到天津，给他的《东方时报》当总编辑，而且没商量——“不能辞，也不准你辞。”
干了几个月，刘启瑞干不下去了，因这份报纸是反国民党的，于是他决定潜逃，结果上船刚到大沽口就给抓起来了，从天津解到北京，关押起来，这回吴晋也帮不了他了。
关了几个月，没有下文，原来，此时南京政府的“二次北伐”已经开始，奉军自顾不暇，哪里还有时间理睬刘启瑞！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退出北京，旋即于皇姑屯遇难，张学良仓皇奔丧，北京城群龙无首，连监狱都无人看管了，刘启瑞大摇大摆地出了牢门，从此自由。
刘先是回到阔别十年的老家省亲，随即来到南京办报，操起了老本行，先是创办《老百姓报》，1931年倒闭，后创办“大同通讯社”。
前面说过，“大同通讯社”即特务处的“运用”机构，乔家才说：
“戴笠雨农先生正在罗致人才，开展工作，听说刘启瑞文章写的好，风骨凛冽，革命性很强。二十三年（一九三四）邀请他参加了军统局的工作，遂成为戴先生身边的一支笔。”
刘加入特务处之后，始终做秘书，他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撰写总报告。乔家才回忆说：
“军统局最重要的一项文件，是每年一度的年终总报告。这项呈报委员长的报告，必须文字简洁醒目，叙事扼要清楚。一年的工作，看过总报告，可以一目了然，了解全盘。所以，每年的总报告，都由刘启瑞执笔，再经戴先生仔细斟酌，一再修正，才能定稿。久而久之，年复一年，刘启瑞就成了军统局的总报告专家。我曾阅读过历年的总报告底册，的确不同凡俗。”
根据乔的叙述来看，实际上，刘启瑞的工作是两项：
一是负责汇总特务处（乃至军统）的大事记，一年一年积累下来，就成了军统的组织史。这在过去的机关中，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凡“正规”单位，都有一批这样的人，因当年没有电脑、网络，只能靠“烂笔头”，否则时间一长就忘了，亦无处查询。
二是根据“大事记”，每年向蒋提交一份“工作总结”。
戴笠就特别注意资料的积累，军统局成立以后，专门在秘书室下设编制科，科长即刘启瑞。军统高干黄康永说：
“这个科编写军统历史。戴对于军统局的变动和活动，每年都要编写年报向蒋介石报告。在局本部各办公处经常要张贴标语和宣传画，也由编制科负责研究绘制。科长由刘启瑞兼任，刘是安徽贵池人，北京大学毕业，他自诩为笔杆子。”
1940年以后，日军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大家每天忙于“躲警报”，根本没法办公。黄康永回忆说：
“军统局罗家湾办公处有防空洞，洞内除存放文件和躲人外，没有在洞内办公的布置。而从各地和各沦陷区报来的情报，是蒋介石每天必须掌握的资料，军统各内勤单位都无法准时处理，蒋介石大骂戴笠无用，严饬戴笠要准时汇报各地情况。”
说起来，对于“躲警报”的秩序管理，因督察室主任兼任纠察组长，因此这还是乔家才的一项工作，他回忆说：
“二十九年整整一年中，只要天气不太坏，敌机定准飞来轰炸，几乎每天都有警报。罗家湾的防空洞是就石层钻打而成，上面又加盖一层很厚的石块和泥土，相当坚固。不过因为没有好的管理，任由洞顶浸下来的水珠滴在凳子上，不去擦干，所以防空洞里虽然有两排很长的木凳，却是潮湿的无法坐下去。还有一点，一闻警报，或者看见红球，各单位把公文箱子抬进防空洞，毫无秩序，任意堆置，把通路都堵塞了。等到听见紧急警报，进防空洞的人只好站着，里面不好进去，都挤在洞口，有些人无可如何，只好去附近的防空洞躲避。我既是督察主任，又是防护团的纠察组长，负有安全的责任。眼见自己有很坚固的防空洞，又不善于使用，让许多同志跑许多路，借用别人家的防空洞，真是莫大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