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32)

戴笠陪陈华参观了一下，便问：“怎么样?怎么样?你看我现在的住处怎么样?”

陈华说：“考究多了，倒是挺像大公馆，而且还有点附庸风雅的味道。”

戴笠听了，“扬声大笑，再伸手指指点点”地说：“这些，这些，都是我亲自精心设计，叫他们来妥善布置的。”

陈华回忆说：“但是当他和我同在精致华丽的小餐厅里坐定，佣人端上菜来，却又看得我双眉紧皱，大摇其头。尽管三年前有人在香港出版《国特头子——戴笠》，把他描写的挥金如土，衣食住行豪奢得俨如帝王。但是我和他缔交十余年，从他发迹起家直到他死，亲眼目击，亲身经历，他的节俭，却是十余年如一日。即使在重庆，他权倾朝野，可以予取予求。我头一天吃到他的庆功宴与接风酒，依旧是四菜一汤，而且色香味全无，烹调功夫糟得一塌糊涂，简直使我难以下咽!”

陈华加重语气说：“我做人的原则，一向是有一句说一句。戴笠是有性格上的缺点，那就是他好色，几乎可以这么形容他，说他是不分丑妍，无孔不入。但是他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他自奉极俭，从不搞钱。即使他用起钱来左手进、右手出，那绝大部份都是为公，花在他自己身上的确是少之又少。倘若要称赞他一声涓滴归公、两袖清风，在我看来那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陈还说：“也正因为这一层缘故，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像：‘小气鬼’、‘铁公鸡’、‘一毛不拔’、‘还是我自掏腰包，免得你又肉痛’之类讥诮讽刺谩骂之词，在我是不绝于口，在他更是逆来顺受，反倒陪个笑脸，丝毫不以为忤。”

回忆到这里，也可能是实在气愤，陈华岔开一笔，用讽刺的口吻说：

“戴笠的一位小朋友，十八岁就跟他，由戴笠一手提拔，在军统局神气活现了十八年，当过四、五年的总务处长。他以沈醉为名，在香港写了一部：《国特头子——戴笠》。而据我所晓得的，应该算得上是丑诋戴笠最厉害的一本书了。”

——《国特头子戴笠》出版于1985年，与《我所知道的戴笠》内容差不多。因此，陈华所举的例子，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都可以找到。

比如，沈醉回忆说：“有次招待美帝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陪客近三百人，所用的鳗鱼（白鳝）将近一百尾。这种鱼在重庆很缺少，连那位最爱吃鳗鱼的国舅宋子文也感惊讶，何能一次弄到那么多。”

沈醉自问自答说：“宋子文怎么会想到那次请客，竟动员几十个特务，到处搜罗名菜，弄得重庆一些大餐馆和鱼贩渔民都为之忙了好几天，才算勉强满足了戴笠的心意。”

对此，陈华针锋相对地说：“抗战八年期间，我应戴笠恳邀，一共到过三次战时陪都重庆，和他小作盘桓，或有要事处理。这三次，我都由于他的过于刻苦，对我就难免招待不周，简直是让我吃足了苦头。”

陈华说：“头一趟住在他公开招待宾客的曾家岩寓所，他为了酬答我仗义勇为，冒险亲赴上海，说服军统局的方面大将王天木、林之江等拨乱反正、叛而复归。在寄发到香港‘劝驾’、‘促驾’的函电之中，一再声明要对我加以盛大热烈的招待。”

以下，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陈华开始逐条对沈的回忆进行批驳：

“然而第一顿接风宴开上来，那里有沈醉所写的那样：‘全部银质餐具’、‘大量鲜花和红绿米粒摆成各式各样的台花’、‘所用鳗鱼（白鳝）将近一百尾’、‘连最爱吃鳗鱼的国舅宋子文也感惊讶’，‘动员几十个特务，到处搜罗名菜，弄得重庆一些大餐馆和渔贩渔民都为之忙了好几天，才算勉强满足了戴笠的心意’——‘戴笠很讲究排场’!果真如此，那就是戴笠过厚于彼而太薄于我了。因为当晚他的特别加菜，仍旧是一成不变的两荤两素，一碗洗锅汤，害我饿了一夜的肚皮。”

在这里，笔者丝毫不怀疑陈华所说、戴笠请客的简陋，因戴在某些方面确实比较吝啬，或者说不是太在乎，这不只是陈华所说，许多人都说过。

同时，笔者也不认为沈醉在编造，因为戴笠最讲究“中国式”的排场，特别是在外人面前（还不要说是外国人），绝对不会掉价，让人瞧不起，因为他知道这意味着自己的实力，不能寒酸，否则耽误事。

一人两面甚至多面，这非常正常，而陈华与沈醉，都只谈一面。乔家才曾与沈醉打过“笔仗”，如《为戴笠辩诬》、《再为戴笠辩诬》等等，也是只谈戴笠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地“忽略”掉其他方面——这么多年来，提起戴笠，有人把他形容成圣人，有人则觉得他是魔鬼，就是这个原因。

陈华还说：“也曾有不少朋友问过我，古往今来，人之不爱钱者几希。戴笠如此这般吝啬惜财，以他的位高权重，神通广大，他为什么不顺手牵羊，像沈醉所说的那样金银财宝捞它一个够呢?”

对此，陈华给出的答案是：“他有家等于没家，搞女人根本就不需要钞票，而且他早已知道自己不论做得好或做不好，其结局难免为国牺牲，他要捞那么多钱来干嘛?”

对此，笔者表示“有限度”认可，因为人到了一定程度，确实不太需要钱，或者说没钱也能办成事；不过，有权的人，疯狂地追逐钱的，好像也不少，这个不可一概而论，陈说的，依旧是一面之辞——某个人的生活方式，并不一定是他道德操守的全部反映。

次日，陈华坚决不在戴笠的公馆受这个罪了，她回忆说：

“第二天我坚持要上街吃早点心，他却要留在家里等蒋介石的电话。迫不得已，只好让随从副官带路，让我自己去。我的汽车在香港，总不能用飞机空运到重庆。按照先前我和他在一起，必定由他的车子亲迎亲送的惯例，我叫他的司机把他的车子开出来，载我到重庆闹区。自己请自己吃了个饱，再逛大街，买些土产，还洗了个头，顺便再吃个中饭。一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我才满载而归的回到曾家岩。”

陈华没想到的是，回到公馆，戴笠居然大发雷霆：

“殊不料，一脚踏进客厅，就发现戴笠脸孔涨得通红，当场展开了我和他之间，空前未有的一次严重争执。他的火爆脾气，居然在我面前也压不下去了。”

戴笠很生气地质问：“你为什么要坐我那部车子出去?”

因戴笠从未这样与陈说话，因此陈也很生气，“板起脸孔来”，说：“难道你只有一部车子呀?我坐这一部，你不会坐另外一部吗？”

陈一发火，戴笠马上软了下来：“哎呀!你那里晓得?这部车子是我常坐的。重庆一共才有几部车子?我这部车子的号码几乎人人晓得，你又穿得这么摩登漂亮……”

陈华回忆说：“一直等到他说出了这一句话，方始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在重庆坐他的车，他会急得跳脚?原来八年抗战，‘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连戴笠也不得不顾忌物议，爱惜羽毛了。使我有一点点肃然起敬，同时也难免觉得啼笑皆非。”

陈华这番话，有两重含义：

第一，你这个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戴笠，居然会担心因我坐你的车、过于“招摇”而带来麻烦，真是奇事一桩！

第二，既然你这么注意别人的观感，那么就老实点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好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