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31)

注：因“兰训班”部分越写越长，故移至后边《西北望》章节中，现《重庆生活》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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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其武，1904年生，福建长乐人。

潘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进入特务处以后始终当秘书。

提起潘其武，许多人都有微词，陈恭澍在回忆中曾讽其为“公馆秘书”，意指他无甚本领，一味走“上层路线”——其实潘绝非凡人，否则也不可能在十年之后当上“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

说起潘搞的这次“签名”活动，其实是很不寻常的，因军统的用人，均操诸戴笠，向不容他人置喙，于是刘培初第一个表示反对。他回忆说：

“但在廿九春，潘其武兄发起处长以上的人签名向戴先生保他（指毛人凤）为局本部的书记长，那时我任督察主任之职。但我并未签名，我说用人是戴先生的权力，向他保荐，木局向无此例。我认为戴先生所任命的督察主任，是要有这点风格的。”

最终，毛人凤还是如愿以偿，代理了“主任秘书”，其实，潘其武此举，搞不好还是戴笠在背后指使的呢。

刘培初与毛人凤的争吵，与此前的这次“抬轿子”事件是否有关，不太好说，但如果有关系的话，笔者可以断言，其曲，一定在刘，而不在毛。

以毛人凤的一贯作风看，绝不会因为昨天你反对过我，今天我就借机把你挤出罗家湾局本部，毛做事，绝不会这么“浅”，否则他也不是毛人凤了——办公室政治，不是这样搞法的。

反观刘培初，心里先就存了芥蒂，没准觉得毛有意刁难，他又是一个说话一贯“硬邦邦”的人，极有可能“话赶话”，最后闹得不可收拾。

所以，哪个单位都是这样，有当官的，有干活的——乔家才、刘培初，都不是当官的料，而是干活的命。

其实，毛人凤还是在刘培初的推荐下，才调回本部工作的。当时毛还在张毅夫的西北区工作，刘在西安“视察”的时候认识了毛，回来之后，即对戴笠说：“毛人凤深藏不露，忠实努力，旧学根基甚好，如能在戴先生身旁做个秘书，甚为理想可靠。”

刘培初后来说：“没想到这一吹嘘，使他在十年后做了局长。”

与毛的冲突，令刘怒不可遏，愤然辞职。他回忆说：“事后，我发出一个电报，向在东南视察的戴先生辞去督察主任与训练科长两职，并申明我自行到禁闭室待命，不得批准，誓不出此室。逼得戴先生只好照准，并深加安慰，立命我到兰州特训班视察。”

正好此时乔家才回到重庆，在刘培初的推荐下，乔续任督察室主任。他回忆说：

“督察主任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大家看到我这个新督察主任，把头一扭，大有敬鬼神而远之的样子。我必须改变大家对督察室主任的态度和观念，要他们知道我没有什么可怕，并不是不好惹的人物。同时我也应当让大家尊重督察主任的神圣职务，不应当遭受歧视。我仔细考虑了两天，写了一个三张十行纸的报告，题名为《督察工作之方针与计划》。”

乔说：“我的督察工作方针与计划共有八条，主要的意见是：督察工作不仅是督察行政部门之错误，同时要弥补行政工作之疏漏和不足；多做积极的鼓励和嘉奖，少做消极的惩罚和处分；多注意防患于未然，少做事后的检举；督察工作不只是找人家的错误，更要替人家解决问题。这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最有效的工作态度。”

一早，乔将报告送到机要室，中午，戴的秘书李崇诗就找到乔，说：“你的报告太好了，老板（一般同志私下对戴先生的称呼）已经批阅过，按照你的方针和计划去做，督察工作一定可以做得好。”

乔家才回忆说：“晚上，报告送回督察室，戴先生对于每一条意见，都有顶批，批以‘很重要’、‘颇中肯’等字样，封面上批着:‘交人凤、业道、肖白诸兄一阅，阅后送回督察室。’”

在回忆中，乔还对当时军统的组织架构做了一个说明：

“当时局本部的组织系三室四处五科：三室是秘书室系行政首脑部门，督察室系监察部门，会计室系财政部门；四处的一二两处主管情报业务，三处主管行动司法，四处主管电信；五科为人事科、译电科、总务科、训练科、编审科。在重庆市的外勤单位，一共有十多个，内外勤单位合计二十多个，一一督察，颇为吃力。戴先生规定督察工作的范围，不仅是内外勤单位，和所有的同志，连他自己也在被督察之列。”

乔家才说：“我不愿人家惧怕督察主任，可是督察主任的地位却不能不让大家尊重。督察工作，既需要督，需要察，我就必须要时常到各单位去看看，以尽督察责任。因为同志们知道督察主任经常各处走动，他们就不得不小心，不能不加油。所以只要我勤于走动，勤于和同志们接触，就会收到督察的效果。当时局本部的汽车不多，汽油来源困难，重庆有句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除了因为重要公事，需要交通工具，才可以请求派汽车。”

提起“一滴汽油一滴血”，陈华就曾经犯了戴笠的“忌讳”

陈华是1939年9月来到重庆的，那是在上海策反王天木失败之后，陈应戴笠之邀，来“战时陪都”观光。

陈华回忆说：“回到香港，接受王新衡、刘戈青……军统局在港人员和诸亲好友盛大热烈的欢迎。一连吃了好几天酒席。但戴笠在重庆一次次的打电报来催，香港站经过我的同意，给我买好了机票。阳历九月，桂子飘香，刘戈青说重庆天气变化莫测，平均温度要比香港低得多。我干脆就换上冬装，一身最新时款的洋装，意大利长统皮靴，外加一件貂皮大衣。”

陈华说：“不曾想到，当我游过重庆，兴尽归来的时候，被戴笠拦路打劫，剥了个精光。”

陈回忆说：“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送行的亲戚朋友浩浩荡荡。抗战八年我头一次到重庆，飞机在珊瑚坝机场降落，接我的人却只有戴笠一个。此外就是他贴身的副官、卫士和司机了。

见到陈华，戴笠“满面红光，得意洋洋”地说：“就在这重庆城里，我有办法弄到了好多房子，看你喜欢住那里?”

陈华听了问道：“那一幢房子离市中心最近?”

戴笠“脱口而出”说：“要么你就住在我的老窝，曾家岩中四路一百五十一号!那里离闹区比较近，而且还相当的清静。”

戴笠所说的，就是“漱庐”，有侧门直通军统局本部。黄康永回忆说：“枣子岚垭漱庐与军统办公室隔墙，只要开通一个侧门就可以直接进入，戴笠就把漱庐安排为军统局对外的会客室。楼上是戴笠的会客室，楼下是军统内勤特务对外接头的会客室。”

陈华说：“后来我才知道，那里是他经常接见宾客的公开住宅。房子相当讲究，布置得也比上海、南京时代略见风雅。客厅里居然有了古董架，墙壁上还有些名人字画。屋前屋后庭院深深，莳花植木也能嫣红姹紫，错落有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