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23)

这已经是刘培初第二次任督察室主任了，回忆起这一段时期的工作，刘培初得意地说：

“我于此时建立周督察制度，并创办家风月刊。周督察制度，使各单位一切工作进行人事的臧否能随时了如指掌。家风月刊，能教育各级同志，传达重要的一般命令。关于参训班，外事班的建立，息训班的迁址建立，兰训班的选拔视导，无不参与大计。督察室在此时，亦可称权威赫赫，无人于工作生活之中，能稍作非非之想。同志们，可能一提到督察室就害头疼，我却是我行我素，任何大干部，也不稍予宽纵。这也许就是戴先生要我当几次督察主任的重要原因。记得戴先生曾说过这句话，我和乔家才兄是调统局的两条硬汉。然乎?”

1939年6月20日，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军统高干王克全自杀了。

王克全，前面说过，原本在上海给赵理君当副手，后被调到湖北，任汉口丨警丨察局侦缉大队长。武汉撤退以后，王于1939年初到重庆，并奉命组建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该处成立以后，王即任副处长。

前述曾参与暗杀唐绍仪的谢志磐，就是在这一时期被王克全带人给“误杀”的，沈醉回忆说：

“那是从上海逃到重庆的一个军统特务叫谢志盘，是军统大特务谢力公的弟弟。他是唐绍仪的亲戚，军统利用他和唐的关系将唐暗杀后，在逃出上海时神经上弄得太紧张，到重庆还是疑神疑鬼，整天坐在旅馆不敢出去。检查旅馆的特务起了疑心，便爬在窗子上去看，他立刻开枪，特务们也马上还击，一顿乱枪将他打死后，才发觉原来是错打了‘自己人’”。

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是军统在重庆控制的最大也最重要的一个公开单位，沈醉回忆说：

“它的组织遍布卫戍区十三个县，编制上的人数虽只有五百多人，而每一外勤人员所运用的助手，多的上百人，少的也有二三十。它的特权超过了卫戍总司令，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罪恶活动，大都是通过它去执行的。”

沈还说：“这个处在一九三九年成立，是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迁到重庆后扩充起来的，名义上是卫戍总司令部的一个单位，实际上完全受军统控制，全部人事安排都由军统人事处统一办理，卫戍总司令根本不能过问。先后担任总司令的刘峙和王缵绪，也非常识相，对这个处的一切都不去管它。因为蒋介石曾亲自告诉过他们，要把这个处全部交与戴笠。”

根据沈醉的叙述，从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的重要程度看，戴笠对王还是重用的。

不过，王克全遇上刘培初，也合该他倒霉。刘回忆说：

“有一次稽查处的周督察报告。检举副处长王克全兄在行谊上之失当，我也认为两个喜欢钱的人，不能同为稽查处的正副处长，戴先生对此已批令将王克全调职，两天后又有人报告王克全在受命作一次行动工作时。上级发他几支手枪，他于执行任务后，并未缴回，致于失火中烧毁。我于督察报告中呈报上去，戴先生立令扣押讯办。”

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的处长，就是原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赵世瑞，他于1939年春由湖南澧州调任重庆稽查处处长。

赵世瑞其人，素以爱财而著称。早在刘培初第一次任督察室主任的时候，就曾经“弹劾”过赵，他回忆说：

“但我主持组织人事，为时仅有半年，即调督察主任，那时全局同仁，工作生活十分严肃，值得督察室伤脑筋的事情并不太多，惟对南京特高组赵世瑞兄，工作能力极强，而有用钱太多情弊，戴先生令我亲往彻查，而赵兄盛气凌人，我呢，是要彻查账务到底，经终宵彻查，似乎有三千元用途不甚实在。”

刘即将赵的“情弊”报告戴笠，没想到戴听了说：“世瑞的特高组已工作经年，如仅有三千元之差，不算太过，也不必予以较大处分。只令他注意检点可也。”

——戴笠言下之意，只有三千元说不清楚，已经够廉洁的了。

对此，在晚年的回忆中，刘培初皮里阳秋地说：“戴先生对部属宽大之处于此可见。”

事实上，赵世瑞的贪墨是出了名的，但很奇怪的是，戴笠却对他这一点十分宽容，可能也是一种驭下之道吧。

刘培初继续回忆说：“当派人去带王克全来局扣押时。王说：待我上楼去换件衣服，来人不疑有他，谁料王同志上楼后即举枪自裁了。临危对人说，是督察主任杀我。”

在沈醉的回忆中，也曾提及此事，但他没有谈到刘培初在此案中扮演的角色：

沈回忆说：“戴笠爱手枪，超过对一般的部下。一九四0年，重庆经常遇到日机轰炸，有一次军统刚从香港买回一百支左轮手枪，运抵重庆时又遇上警报，稽查处航空检查所便赶紧把枪送到石灰市稽查处交与副处长王克全。敌机空袭时，王没有把枪运进防空洞，结果被一颗丨炸丨弹炸得精光。他接到报告后，气得大发雷霆，立刻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王克全查问，并在电话里大骂。骂了一次不算，还叫王马上去见他。”

“王克全原来是一个叛徒，被捕变节后，对江苏省委组织有很大破坏，捕杀过不少***员，因而逐步得到信任，被派为重庆稽查处副处长，工作异常卖力。谁知道会为了损坏一百支手枪，被戴笠在电话中什么话都骂了出来。戴笠连骂带问地噑叫：‘你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指***)?’王闻之羞愧无以自容，他怕受到更严厉的处分，便在听完电话后，关上房门就在稽查处处长办公室内开枪自杀了。”

一个在特务处成立之初即“效力”的“老同志”，居然会死于一份“稽查报告”，可想而知，刘培初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大家都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

刘回忆说：“一时局内不安的大干部，很想利用这一机会，把我着意攻击下台。”

这时，戴笠出来给刘解了围。事发次日即1939年端午节，戴笠请全局高级干部数百人“餐叙”，席间，戴笠说：

“王克全是畏罪自杀，与刘培初同志毫无关系，连我也没打算杀他呀，本局纪律如此，他违纪自裁，是值不得我们去惋惜的，予以厚葬便是。”

刘培初回忆说：“只几句话使我不安的心情，人们攻击的矛头，都云散而烟消了。”

王克全“殉法”之后，陶一珊接替了他稽查处副处长的职务。

1940年春天，刘培训又“出事”了。这回他遇上了一个“硬茬子”——毛人凤。刘回忆说：

“这时在一个下午。我因事见毛人凤同志于秘书室，因督察室须迁出罗家湾一事，与之大起冲突，彼此拍案叫吵。”

其时，毛刚刚当上军统局的“代理主任秘书”。

——前面说过，军统局主任秘书原本是郑介民，但郑因同时在军令部二厅当第五处处长，没事根本就不来军统局办公；同时，毛人凤则一直给戴笠看家，再加上他俩的同学关系，隐隐然有超越其他秘书之势，此起彼伏，顶这个“缺”再合适不过了。

——这样，就发生了潘其武“抬轿子”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