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22)

真相大白，雅氏将所有相关人员招呼到一起，说：

“小伙子们，先等一下别走。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十个学员和我们三个知道的情况都太多了，大大超出了常人知道的内容。如果这些消息外泄，我们当中就有人会被指控。我可不希望这样的事落到自己头上。我离家太远，没人能救我。”

大家当然知道雅氏的意思，于是他接着说：“我想，我们应该一起去见‘一号’，然后在他把所有的叛徒抓起来以前，我们自己实行软禁。”

大家无异议，于是雅氏带着吴、林两个翻译去见戴笠。他回忆说：

“我们聚集在‘刀斧手’的会客厅，吴翻译差了个听差去禀报说，顾问有很轰动的信息要面陈，感觉就像去捋虎须。我让林在会客厅外把守，不让佣人们进入。”

雅氏说：“‘刀斧手’眼中带着睡意，对我们还算礼貌，但可以看得出，内心里对我们如此无礼地叫醒他，感到非常愤怒。他听着吴翻译的陈述，脸色变得极其凶狠。吴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完，并把相关报文交给‘刀斧手’过目。这时，‘刀斧手’的脸上才浮出微笑，软化了原先的表情，他与我们一一握手，说了句什么话，我猜是表扬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是彻头彻尾地满意了。”

这时，吴对雅氏说：“将军说了，每个人都会得到嘉奖的，这也包括您。”

雅氏依然谦恭地说：“告诉将军，我只要有杯酒喝、有份早餐吃和有张床就可以了。”

雅氏回忆说：“对于我的提议，将军大笑，拍掌吩咐佣人去准备。然后他和吴又讲了几句话。”

吴说：“将军说他要先走一步了。他必须马上去总部。”

雅氏回忆说：“‘刀斧手’拿着报文，微微鞠了躬转身迅速离开。看着他的大阔步，我想重庆今天要进地狱了。”

雅氏一觉睡到下午，他回忆说：“醒来时，发现吴和林正喝着‘刀斧手’最好的威士忌，已经是晃晃悠悠的像山羊一样。”

见雅氏醒了，吴说：“‘一号’一个小时前捎来了口信，说是我们不需要呆在这儿了。”

雅氏问：“那么所有的叛徒应该都给抓起来了。”

吴说：“全抓起来了，那个威纳先生再也见不到下一个日出了，或是日落。”

雅氏又问：“那‘独臂匪’呢？”

吴用食指做了一个“割喉”的手势，说：“再也喝不到他的威士忌了，也见不到他的女孩子了。”说着，吴还假装“呜呜地哭了”。

当晚，雅氏又去找淑贞，并对她的安全表示担忧，他说：

“很简单，你为什么不去找将军，让他保护你？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或者至少让我去。‘独臂匪’的佣人看见你在他的书房，毫无疑问‘独臂匪’知道你为什么在那儿。通过他的众多关系，他几乎也肯定知道我在中国干什么。因为你，他给抓了起来，现在或许已经给干掉了。他的佣人或者同伙也许还在逃，并在找你。让我去找将军吧，请他给你提供保护。”

淑贞说：“不，没有那个必要。除了你和我的两个朋友以外，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今晚我就去机场。我会把我的行李留在南温泉，随身只带证件。”

雅氏表示要送她去机场，淑贞拒绝了，她认为“一个外国人会太显眼了”。

至此两人永诀——

当天晚些时候，淑贞的朋友、一个叫做“玛格丽特”的女人找到雅氏，并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她最终还是没逃过。”

雅氏大叫：“什么！她在哪里？”

“她在去机场的路上被淹死了。有人把她坐的小船给弄翻了。”

在雅氏的回忆中，除了没完没了的找女人以及帮助他的中国同事寻欢、赌博等生活琐事以外，他一共讲了三个反间故事，上述这个是最完整也最精彩的，且其情节之离奇曲折，令人觉得好似看电影一般（每当看到这里，笔者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那部著名的《蛇》）。

同时，由于上述故事完全处于雅氏的自述，无任何佐证，不得不让人怀疑其真实性。

但另一方面，以雅氏对整个过程叙述的严密程度而论，似乎又不能完全说其出自杜撰、演绎，因雅氏在重庆的时间一共也就两年，一个外国人，要凭空编出个时间、地点、人物、发生、发展、结果“六要素”齐全的故事来，也是个挺难的事情。

当然，雅氏不是寻常人，我们编不出来，他或许行。

除此以外，从雅氏的回忆中，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他对于中国的抗战有什么其他特殊的贡献了。

对此，我们只能说，雅氏是个专家不假，但他不是神仙，在对日方、特别是军方密码的破译上，的确“技止此耳”，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邪乎”。

事实上，通过雅氏的工作，以及与此相配合的军统“防空”台网的建立，最大的贡献是——尽可能地避免了重庆在日军空袭中的损失，这一点，魏大铭知道得最清楚。他回忆说：

“我有两次在军事委员会的大本营内当总值日官，敌机来时，有防护组织指导防护，各官佐凭证入指定之防空洞内，并有座位，长官一区内座位亦好，电灯光明，电扇通气，大家静坐，谈笑风生，且时由扩音机内听到防空官员之报告，称敌机若干某时通过某地，向某方向前进云云，紧急警报时，其语气尤着重报明现已入市空，请大家注意云云，对于敌机行动，真是清清楚楚，使各军事长官时刻明白敌机的动态，而人们的心理上要轻松些，我当时在洞内知道这些报告都是我们的侦空组所侦收研译出来的情报，只有杨宣诚厅长知道此是我们破译出来的，常频频以目视我表示这是你的产品，旁人则不知也。其他防空洞则没有此种设备，此地大概为备委员长来避者也。”

魏大铭还说：“我们的工作，说穿了，实在并不难，当你摸不着它的诀窍时，就一筹莫展，莫测高深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重庆大坪总台工作，适林次长蔚文将军路过，特地下车来招呼我同车进城，一路上谈问敌机空袭情报各项事，他很觉得妙用，盖并非冒险万难，用最少的人员设备与费用，轻轻巧巧地获得如此可靠合用的情报，殊感欣喜。”

雅氏来中国，是签了“合同”的，到1939年3月，他续签了一份合同。然而，就在第二个“合同期”内，雅氏的身份暴露了。

这天，一个美驻华外交官来访，雅氏回忆说：“我见过他一次。他知道我的身份，知道我在这儿的任务，但一直都谨慎地没有问任何问题。他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对方说：“战争随时都会爆发。日本刚刚要求全面封锁中国，包括越南和缅甸的路线。他们随时会入侵香港，英国人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撤离了。日本人在九龙边界上布了三个师。我和大使馆的领事谈过了，他说作为一个用假名帮中国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人，如果被日本人抓到，一定会被处决。”

因此，对方指出：“我们需要你立即回华盛顿。”

雅氏回忆说：“接下来是忙碌的一天。蒋总司令和‘刀斧手’分别接见了我几分钟，军统也举行了送别午宴，席间不停地干杯。每一个给我服务过的下人都来鞠躬，走的时候满脸笑容地揣起丰厚的赏钱。我把少量的西药、我的马靴、骑装、打字机、热带的正装，诸如此类的东西，分给了我的翻译们。我和我的学生们最后一次干杯，和舒尔喝了最后一杯，不情愿地给‘笨驴’说‘明天见’。”

1940年7月，雅氏回国。他回忆说：“我登上了赴美的飞机，而整个世界正直奔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