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15)
雅氏回忆说：“她们俩听完后相视发出疯狂的笑声，她们一定以为我疯了。然后问，我是否就是故事里所讲的那个‘朋友’。”
雅氏听了说：“不是，他是我的中文翻译。”
这时，两个外国女人先是惊奇：“中国人？”然后“恶狠狠”地骂道，“公狗！”
雅氏不解地问：“哪怕是港币二百元也不愿意吗？”
她们再次大骂：“公狗！”
“西洋镜”没看成还挨了一顿骂。雅氏回忆说：“我走出去，向期盼中的林撒了个谎。我成功地让他打消了那个念头。但是我的责任只是推迟了而已。我还是要面子的，尊敬的顾问必须证明自己是绝对可靠的。”
此后，雅氏途径安南海防，在这里帮林帆解决了“颜色”问题。他回忆说：
“在香港时，我在法国女人的事情上让林失望了。而这次，通过便衣特工，我请求海防警务处长的法国修甲师帮忙。出乎我的意料，她听了我的请求后，真的同意了。于是，林的好奇心总算得到了满足。在他的眼里，我的地位也崇高起来。毋庸置疑，我在中国是注定要成为一个伟人的。”
此后，经云南昆明，雅氏终于到达了他陌生的目的地——重庆。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中国这座战时的首都可能确实是太荒凉、也太落后了，他回忆说：
“在小岛北面是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两河围成了一个地势崎岖的三角地带，重庆市就建在这片土地上，鳞状的淤泥、竹造的小屋、低矮阴暗的石头房子零星散布在四周。眼前的这一派灰败景象真令人沮丧，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未来的一切，将是充满邪恶。”
雅氏说：“一条小舢板把我们载到一个峭壁脚下。上岸后，我们坐上滑竿，沿着峭壁，上了三百级台阶。台阶尽头处，是一条泥泞的街道，一辆汽车等着我们。车子顺着一条狭窄弯曲、布满黄包车的公路，穿过城市的西门，来到一幢四层的小公寓楼前。公寓坐落在重庆市的北界，可以俯瞰嘉陵江。”
这里是戴笠的公馆之一，临时拨给雅氏。当晚，他被招待吃了一顿冗长的招待晚宴，他回忆说：“晚饭上了无数道的菜，大部分的菜我都搞不懂是什么。这顿饭吃了数小时。吃饭过程中，我们举着盛着热腾腾黄酒的小酒杯相互敬酒，说着‘干杯’——即喝光的意思，把酒一口干掉，并互相亮出杯底。经过长时间一轮轮的敬酒，三个中国人的黄脸变成了红色。而我，也并不觉得很爽。”
最后，雅氏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问林帆：“这顿饭要吃多久？”
林说：“我们的贵客要吃多久就吃多久。”
雅氏又问：“那么，贵客想睡觉了。他怎样才能结束这顿饭呢？”
林说：“站起来就可以了。”
雅氏回忆说：“这套公寓里冷得刺骨，连酒精都无法将寒冷长久驱散。我的窗外，是一个黑暗、拥挤、浓雾弥漫的城市，里头住着一百万黄种人，他们行为奇异，内心的想法无法为我所知。虽然‘重庆’的意思是天堂，但是我宁可住在同样拥挤的印第安纳州的沃辛顿，即使那里不叫什么天堂。”
按：不知道雅氏为什么会把重庆的含义理解为“天堂”，估计是林帆的翻译有点问题。
不久之后，雅氏又迁居到“重庆市市长公馆”，他回忆说：
“从戴笠的住所搬出后，我们搬进了另一幢公馆去住。公馆是石砌的，瓦顶，砌屋的石块是从佛寺的废墟中偷回来的。房子坐落在两江围成的高岬角上，可以俯瞰浑浊的长江水和我来时降落的机场。房子西北面地势更高处，坐落着苏联大使馆。东边约五百码以外，则是德国、法国和英国大使馆。在这片房子之后，整个城市一直延伸到三英里以外的长江和嘉陵江的汇集处。长江以南，则是低矮起伏的丘陵，覆盖着松树林，许多山顶都有宝塔矗立。”
雅氏所说的这座“公馆”，即重庆神仙洞街九十四号、原王陵基的公馆，在军统内部，称之为“豁庐”，同时，这里也是所谓的“特种技术研究室”的所在地。张成信回忆说：
“‘豁庐’位于重庆市神仙洞街94号。是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有亭台花园、地下室，与枇杷山相连，居高临下，俯瞰长江，环境清静幽雅，是军统的一个绝密机构一一密电研究组。它是戴笠‘事业’膨胀的发祥地，是军统工作重要组成部份。该组化名叫‘徐图成’，对外佯称‘徐公馆’。那里不通信，不会客，家信往来，通过检查获准，允许以林森路海关巷l号投转，军统内部的公务接洽，指定在枣子岚垭‘漱庐’。官佐勤杂人员，使用特制的出入证。”
张成信说：“雅氏于1939年初，抵达重庆，对外以‘国民政府顾问’身份作掩护，化名奥斯本(osbern)。密电组组长由魏大铭处长兼任，雅氏专管培训和破译业务。”
为了配合雅氏的工作，戴笠从军统内部选拔了大量“精兵强将”，成立了许多配套机构，张成信说：
“密电组下设研究、侦察、总务、统计各股，股长分别是陈祖舜、陈舜齐、何智，(以后是吴灿英)、周行素，另有翻译官室(王震寰博士负责文字翻译)，阎实、张笑湖担任语言翻译，还有专员室，延揽精通日文的人，充任专员，计有：关振铎、夏隆坚、张铭勋、张顺理等都是留学日本的，担任研译业务。”
前面说过的第四处侦察台也是这个阶段成立的，张成信回忆说：
“设置侦收总台，开始配设在遗爱祠通讯总台内，因扩充需要，迁往汪山放牛坪原中苏情报台旧址；在上饶、洛阳、西安、桂林等地建立侦收支台，(当时对外诡称为军委会办公所电讯工作队)，截抄日本及国内密码电报。”
雅氏回忆说：“‘刀斧手’已派人传话说，我住的公馆将成为我的工作场所，也供我的学生们住。据林说，学生们正从长沙坐着卡车朝重庆奔来。但愿他们是在长沙大火之前离开的。不久前，防守长沙的部队首长因为相信日本人正在逼近，就放火烧城，导致两千人不幸被困，最后被活活烧死。关于日本人正在逼近的说法后来被证实为谣言。为此，蒋总司令已下令将肇事的三个最高官员砍了头。”
张成信就是从长沙来的“学生”之一，他回忆说：“研究、统计人员除竺烈民等外，军统有关的上层人物，如侍从室魏汉楚介绍中山大学毕业的魏林、魏缵宪；唐纵介绍其族人唐宣明等；并从武昌、长沙、金华三个电训班和临澧、黔阳、息烽三个特警班电讯系选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仪表端正、粗通外语的优秀生共40余人，共同组成这一特种技术研究机构的。笔者就是长沙大火后，由临澧迁到黔阳，被选进入的。”
雅氏回忆说：“看来，我的学生们是逃过了长沙大火了，因为公馆里开始装起了桌子和黑板，纸张、毛笔、铅笔也摆了出来，还架起了不少竹制简易床。而且还有消息说，一卡车在香港为我购买的外国罐头食品、一辆供我使用的汽车已运抵南中国海沿岸，并朝着北面开来。我们就等着瞧吧。”
几天以后，雅氏见到了他的直接上级——魏大铭，在回忆中，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魏的轻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