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11)

对王天木的“制裁”，是由吴安之策动的，按说，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了，可惜他不愿意说，理由是“不愿意再提往事”，这一点可以理解——王天木当时还活着。

那么就只有听上海区的另一个“当事人”——陈恭澍的说法。

不过，陈的回忆有个特点，因他与王天木是铁哥们，且亦曾落水，因此提及当年的一些人和事，总给人一种很“难受”的感觉，说又不是，不说又想说，躲躲藏藏，很累，有时还前后矛盾。

比如，他在回忆中说：“最重要的一点：在上海区方面，始终都没有接到过上级对王天木的制裁令，当然也从未向上级提出此项建议。至于吴××兄此行的任务中，是否奉有相关的指示？因不便有此一问，而大家又讳莫如深，所以谁也没有往这个问题上面去想，就好象根本不会有这种事一样。”

陈还说：“我反复的再追忆曾否与吴××兄会晤这件事，如果说连一次面都没见过，又好象不入情理，因为当时有安全上的顾虑，应该是仅仅的约晤过一两次，而且都是在傅炳宸同学的联络站里才对。”

陈又说：“再说到王天木先生本人，他的意向或旨趣究竟如何？我们始终也搞不清楚。另有一说：吴××携有戴先生致王天木的亲笔函一封，其内容写的是什么？当然不得而知；征其实，到底有没有这封信，也无法求证，假如有的话，那么吴××兄就很可能和王天木见过面了。”

最后，陈说：“至于吴兄是否和王天木碰过头，还是只限于和马河图接触为止，这可就很难一定了。可能是吴兄没有告诉过我，也可能是告诉过我而又忘掉了。好在关键并不在此，稍为有些疏漏，也不要紧。再说到细节，例如吴××兄住在什么地方？他和马河图他们都是在那里会晤？会晤时只是马河图一人呢？还是马、岳、丁三人一起？吴、马的会晤是瞒着王天木，还是说穿了的？这些，我都没有过问，所以都不知道，而最关切的则在事态的进展上。”

在陈恭澍的“好像”、“可能”、“很难一定”、“没有过问”等等一系列的废话的背后，是他想暗示大家（其实主要是说给当时还在世的王天木听）——他没有深度参与策划“制裁”王天木的行动（这事与我没多大关系）。

在回忆中，陈恭澍还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也算是给后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他说：

“这件事，似乎是越说越胡涂，在当时乃至其后若干年，始终是浑浑沌沌，未见明朗。写到这里，笔者突发奇想：如，也就是民国七十二年的现在，当时与本案有关的三个主要关系人──王天木先生、吴××先生以及笔者本人，都还好好的活在人间，虽然王、吴二位都已逾八旬，但他们都得天独厚，不仅耳聪目明，尚且健步如飞。假设有那么一个三方面都谈得来的，把我们撮合到一起，大家放开心胸，毫无掩饰的尽情畅叙一番，那岂不是一件乐事！可能吗？”

其实，从陈恭澍后来对“制裁”王天木一案的记载看，他知道得非常清楚，之所以七弯八拐，不过是想撇清自己而已。

比如，在谈到马河图等三人时，陈恭澍曾经很明确地说：

“试问：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三人，如果要‘走’，既不受限制，也无人拦阻，只需叫部车子开到租界里，找个地方落脚，从此不回去就行了，像这么容易的事，随时随地都可以采取行动，实在用不着等待机会。其所以还要‘等待’下去的理由有二：其一，是如何对待王天木；其二，不能‘空手’而回。”

在王天木的问题上，乔家才讲的很干脆，他说：“马河图把刘戈青被诱捕的情形报告吴安之，吴安之认为投靠伪组织的人已经不可救药，策动马河图进行制裁叛逆。廿八年圣诞节晚上，这一帮人兴高彩烈去舞厅跳舞，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三个人在吴安之策动之下，进行制裁，当将陈明楚和何行健击毙。”

按：乔与王天木也是同事，但他俩当年就“不对付”，乔又不曾“落水”，因此说起话来毫无顾忌。

何行健即何天风，前面说过，“八一三”抗战爆发之后，戴笠在上海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何天风即第一支队队长。此后何落水。汪曼云回忆说：

“后来上海别动总队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时，何任总指挥，后又改任副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指挥丁锡三所部。因受总指挥杨伟与参谋长徐志道的上下倾轧，失欢于戴笠，便带了丁锡三所部，投降汪伪。曾任76号的第三厅长兼汪伪肃清委员会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总指挥先后为唐蟒与王天木）兼第一路司令。何在76号与王天木、陈明楚等，因过去都系军统特务，相处较密，与汪伪社会部副部长汪曼云亦属旧友，也比较接近，在丁默邨与李士群之间，是丁默邨的一党。”

按：“杨伟”应系“杨蔚”之误。

“制裁”发生于1939年12月25日凌晨，即“平安夜”之后几个小时，陈恭澍说：

“经过了一段时日的培养与酝酿，果然机会来了，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那天凌晨三时三十分，也就是圣诞节的平安夜，王天木的侍卫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三人，在沪西愚园路惠尔登舞厅门前，对陈第容（化名陈明楚）、何行健（又名何天风）二人连发数枪（一说共开六枪），陈、何二人应声倒地，僵卧于血泊中。同时，不意有一流弹及路人名刘恒者，则殊属不幸。”

从陈恭澍描绘当晚的细节中看，他对此事不是一般的了解，而是非常清楚，他回忆说：

“圣诞节，狂欢夜，正好及时行乐。陈明楚、何行健、王天木，王的如夫人吴江月以及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还有不知姓名的共十多人，分乘好几部汽车，浩浩荡荡开到沪西一带各舞厅寻欢作乐。这一带属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部份，目前是汪伪的势力范围，同时亦有日本武装宪兵（属日本沪西宪兵队）驻守，当地善良百姓把这块地方叫作‘歹土’。他们一行去过好几家舞厅，也许还存有戒心，差不多都是坐一坐，跳几跳就再转一家，等到了惠尔登舞厅时，已经夜静更深意兴阑珊了。”

当天的情况，可以与汪曼云的回忆对照着看，因他与何、王都很熟，且王天木等当晚就是与他一起吃了年夜饭之后走的。因此，案发当天的事，他也很清楚。

据汪曼云回忆，当晚，他出面与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等在七十六号宴请刚刚来沪的陈公博。席间，何天风与王天木对汪曼云说：“我们今夜去玩个痛快吧!”

汪说：“不行，我今晚是主人，不能客人没走，我就和你们先溜啊!”

听了汪的话，何、王以为汪怕出事不敢去玩，于是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扛十支枪去，怕什么?”

汪说：“我不是怕，就是这里拖住了脚。”

何说：“那么，我们在百乐门等你吧!不见不散，等你来了，我们再翻场子（换地方）。”

汪曼云回忆说：“事情算是这样约定了。等到席散，汪回到华邨家里去换衣服时，汪的老婆问汪：‘换衣服到哪里去?’汪告以所以。汪的老婆便说：‘这几天外面打来打去，打得个这样闹猛，你就在家里蹲蹲吧!别去凑闹猛。’汪无奈，便去向何、王当面婉辞了。”

——汪曼云老婆的谨慎，帮他躲过了一场“血光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