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07)

此时，袁殊的又一位“故人”回来了。袁龙说：

“l937年下半年岩井又回到了上海，他在文师监路的一所新建的五层楼房内的一个公寓里成立了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班’，袁殊参加了其中的工作。这个特务组织的内勤工作是将中国方面的情报译成日文交给日本领事馆，情报是陈彬龢多方收集后交给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泉再转寄到上海。”

按：“特别调查班”全称为“上海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成立于1938年4月，负责人即岩井英一，该机构直属于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在我们的习惯中，多称其为“岩井机关”。

对此，袁龙说：“袁殊参加‘特别调查班’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知道，实质上袁在从事反侦工作。”

岩井回来了，袁殊的情报工作更加如鱼得水。袁龙说：

“1938年春天，岩井对‘亲日分子袁殊’进行了深化的工作。他们约定在河南路江西路口的大都会旅馆秘密会面，会面时除武井龙男之外无其他人在场。岩井首先拿来河相达夫著的一本小册子《东西之指标》要袁殊译成中文。译好后付给袁600元稿酬，据袁殊说那本小册子仅8万字，以上海的译稿时价而记给200元算是给到了头。”

袁龙回忆说：“岩井进一步问袁是否同意书中的观点，袁虚与委蛇，于是岩井英一和袁殊开始谈论起中日关系的大局问题了。”

当时袁殊对岩井说：“若要达到中日全面和平的目的必须要开通新的渠道找蒋介石实力派谈判，但在香港搞全面和平不容易保密．应动员影佐先生到澳门去和中国实力派代表谈判。”

袁龙说：“岩井听了这个‘建议’后非常高兴，从此对袁殊更加亲近、尊重。了解到这个内幕就不难想通为什么一年以后岩井英一大力营救袁殊了。”

由于袁殊的工作“出色”，戴笠令他到香港见面。

此时特务处已经改组为军统局。袁龙回忆说：“因为军统潜伏人员袁殊抗日有功，戴笠于l938年下半年电召袁殊到香港参加军统骨干会议。同时，香港的杜月笙也打电报给青帮老头子潘梓新去香港，于是袁、潘同船赴港，同行的还有军统北京站的马汉三。”

到港以后，有个“陌生人”找到袁殊，将他送到饭店，并传话说“明天王新衡来探望”。

当时，王新衡、刘方雄分别担任军统香港区正副区长，其中，王新衡曾诱捕袁殊，袁殊则曾援救刘方雄，彼此都是“故人”。袁龙说：

“王、刘两人第二天来到六国饭店，对袁殊非常亲热友好，要送钱给袁用，袁谢绝了。”

临别之际，王新衡突然说：“有个老朋友××就在香港你想不想见。”

听了这话，袁殊“心里一动”：“××是共产党方面的人呀!”随即“连连表示愿见”。

按：在由袁殊口述、袁龙笔录的这本回忆录中，隐去姓名的情况极少，这位“××”应该也是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考虑到什么复杂因素而隐去其名。

袁龙说：“过了没几天共产党方面的××和潘汉年、廖承志、朱伯琛、恽逸群等人来到六国饭店，袁殊和老朋友畅叙别情，谈论了上海孤岛的种种情景。袁殊在香港的半个月中，只接触上面这些人以及王新衡和刘芳雄两个人。”

袁龙回忆说：“我初听（袁殊）这段往事时感到目乱神眩，现在似理出了头绪：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双方虽未合炉共灶却也不致于处处水火不容。政治角逐扑溯迷离，袁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香港，戴笠召集了一次“骨干会议”，袁龙说：“军统头子戴笠首先大大表彰了潜伏人员的抗战功绩，稍事停顿，从腰间掏出一把加拿大造的手枪往桌上一拍，‘你们每人可以带回两把这种新式手枪，可以用它杀敌，但是——’”

说到这里，戴笠话锋一转，望着袁殊说：“谁要是对团体不忠诚，也可以用这个来对付他！”袁殊认为，戴笠的后一句话是专门对他说的。

袁龙说：“会后戴笠单独召见了袁殊，特别嘉奖了袁殊的功绩。戴笠给了袁殊五百元港币，指派原香港区长——一个军统的花花公子作陪，要袁殊在香港、澳门好好玩几天再回上海。袁殊详细地汇报了工作，戴笠对于和岩井的关系听得特别仔细，最后戴笠布置给袁殊两项具体任务：一是暗杀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

按：“一个军统的花花公子”——如果要说别的特征，那这个人还真不好猜，但如果说“花花公子”，那这个人则系陈质平无疑。

袁龙还说：“戴笠对袁殊特殊地恩威并用是有原因的，袁殊过去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在香港开会期间依然和共产党人士有公开往来，这种非军统嫡系分子当然要特别注意。”

在这里，袁殊的回忆，也证实了我们在前边谈到的，潘汉年等人是以公开的身份活动的，而且可以公开地接触军统人员，这一点与我们头脑中想象的那种彼此之间的壁垒森严，确实差别极大，看来许多事情真的不能想当然。

当然，上述潘、袁的见面，基本上都属于“社交”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一种“表演”。

事实上，在港期间，潘、袁二人还曾有一次密谈，谈的事情，是袁殊个人的有关问题，用袁殊的话来说，他俩“也进行了思想上的暗斗”。

袁龙说：“在香港期间，潘汉年和袁殊仍有秘密接触。为了避人耳目，他们的接头地点是海边的下等妓院区。”

某天，潘约袁殊九时见面，“他们经过一家一家的下等妓院一直谈到凌晨8点钟”，这次谈话进行得极为艰苦，在回忆中，袁殊评价为“谈话谈不下去了硬是要谈”。

当时，潘汉年首先说：“你这次来开会说明戴笠待你不错，他们对你的行动也很信任。现在虽说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本质上两党是对立的，一个人的前途是在关键时刻决定的，向右，你可以跟着他干下去，成为他的红人。但我看你成不了戴笠的红人，军统的人是清一色的黄埔派，现在看你自己怎么决定吧。”

应该说，潘汉年的这番话不能说不对，但多少有点生硬，不大中听。

果不其然，据袁龙回忆，“袁殊听了这番话产生了迷惑，感到了渺茫”，袁殊心想：“是你让我加入军统的，我的全面活动你都知道，怎么现在讲出这种话，我实际是跟着你干的呀。”

事实上潘的话并没有错，因为他根本就没把袁殊看做“同志”，他的话，是对一个“运用人员”讲的——想通了这一层，回过头去看潘的话，就会发现，他的话非常严谨且一点都不过分。

这一层，许多年以后，袁龙倒是想透了，他说：

“现在看来潘讲出这番话来是不足为奇的。不错，是潘让袁加入军统的，但袁殊加入军统后不仅取得较高的地位——少将级别，不仅戴笠赏识袁殊的工作——调袁开会，而且袁殊干军统的主观意态是积极努力的，袁殊这个人会不会在名位权势的利诱下转向呢?在那种关系复杂的政治角逐中，谁又能担保袁殊不会向右转呢?潘汉年的话是坦诚的，也可以说是给袁殊敲政治警钟。”

听了潘的话，袁殊才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