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06)

戴笠的“法眼”怎会看中袁殊？除了“怪西人”案为他“扬名”以外，杜月笙的援引也起了重要作用。

袁殊早就加入了帮会组织。袁龙回忆说：“1977年袁殊回到北京，一天我突然想到在旧上海混过来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青红帮，于是就请教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没想到袁殊竟开门见山地说：‘我本人就是一个流氓。’”

袁龙评价时候：“一般人讲不出这种自评之语，即或情势所迫不得不承认时也会脸红的，但袁殊讲此话时一无情势之迫，二来口气极为平静自然，似乎在讲他人的旧事轶闻一般。当时我感到别扭极了，也颇为吃惊好奇。”

袁殊在清帮中的“老头子”是“大”字辈的曹幼珊，因此袁与前面说过的姜豪一样，都是“通”字辈弟子，比杜月笙还高一辈。

此后，袁殊又进入洪门“五圣山”，山主即向松坡。

当时袁殊的联系人还是王子春，袁将加入帮会的事汇报给王，王说：“做了流氓，好!”。

袁龙说；“做秘密工作之初，王指示袁和自称红帮的张楚强打交道，结果不得要领，一年之后袁殊成了真正的青红帮，打进了反动势力的深处，故王说‘好’。由于根本的动机问心无愧，故迟暮之年的袁殊自称流氓时态度淡然得如同谈寻常家事一般。”

杜月笙还帮过袁殊，那是他第二次到日本“留学”回国之后，没有“营生”可做，这时冯雪峰建议：“袁殊回来后没有办法，不如找杜月笙想想办法。”

袁龙回忆说：“袁殊采纳了这个建议，以青帮身份给杜月笙写了一封求援信。杜月笙马上送钱托张师石转交，张交给袁500元钱。杜还提供了中国银行大楼(中汇大楼)三楼的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地点，袁殊便成立了时事刊行社。”

——有杜月笙的推荐，戴笠看上袁殊也是很正常的。

次日，袁如约来到戴的公馆。戴见了即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袁说：“我表面上过得还可以，其实是靠老婆生活。”

戴笠说：“那你就给我做事，一个月300元够不够?”

袁殊马上说：“一个月300元很够了，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

戴说：“现在是抗战时期，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

接着戴又说：“我很忙，以后你一切听周道三区长的指挥。”

袁龙回忆说：“这次戴的召见，前后谈话不过10多分钟。袁殊一跃成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的少将组长。戴笠交待给袁殊的任务有两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袁坚持留在上海。”

从此袁殊即加入特务处，并化名为“严军光”——这是袁殊的第四重背景。

关于“严军光”的化名，袁殊在回忆中是这样解释的：

“‘严’与‘年’谐音，‘军’表示‘军统’，因为早在1937年9月，潘汉年同志就曾指示我打入过军统。这个化名的含义就是表示我受潘汉年同志的委派打入敌伪，为河山重光而努力。”

据袁龙说，袁殊加入特务处之后，周伟龙派了个“军阶比袁殊低的刘××领导袁殊”，并由上海区每月出资500元成立了一个职业掩护机构“上海编译社”，出版了一个名为《杂志》的刊物。

作为“情报员”，首要的任务当然是搞情报，这段时间，袁殊全力投入了特务处的工作。袁龙说：

“袁殊办《杂志》和上海编译社的真实目的是以职业文化人的身份来刺探日本方面的动态。他从日本报刊杂志了解日方情况，也从日本驻沪记者口中了解日方种种传闻。袁殊与当时日本《共同社》记者山上正义和村上谦混得很熟。山上正义是日本共同社上海分社的社长，早在办《文艺新闻》时期由郑伯奇的介绍袁殊就认识了山上正义。村上谦是留美学生，不太懂中国问题，他当时和袁殊相约互教中日文，袁帮助他把鲁迅的《阿q正传》译成日文。”

袁龙说：“袁殊还使用纯粹特工手段收集中小国家对中日问题的看法，方法是收买各使馆的博依(boy)，用高价收买使馆字纸篓中的废纸；用高价收买电话接线员，用这些方法可收集到一些内幕情报。

袁龙评价说：“袁殊加入军统后，工作上积极努力。甚至到了晚年他还是认为他在军统工作的时期是国共合作时期，他的所做所为全是抗日的事，无愧于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他把所干的所知的一切都及时报告给了潘汉年，也无愧于***。由此可见袁殊当年非常活跃地投入了抗日工作。”

此后不久，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袁龙说：“1937年‘八一三’抗战期间，袁殊不顾生命危险，化妆成日本学生，深入到日军阵地一边亲自侦察日本军队、兵车的调动情况。当时袁的身边是清一色的日本人，日本军队就在身边调动，如果身份暴露就会立即遭到日本侵略军的杀害。袁殊身材矮壮结实，圆头阔脸，不仅外貌像日本人，日语讲的也和日本人没有差别，他顺利地完成了实地侦察的任务，提供了重要的抗战军事情报。”

令人称奇的是，作为一介书生的袁殊，居然还指挥着一个行动机构。袁龙说：

“袁殊还以军统局少将的名义成立了以王铁民为首的抗日秘密行动小组。王铁民是王亚樵的同乡，也是安徽帮的成员，抗战前夜王亚樵成立了抗日铁血团，王铁民是该团干部。袁殊只与秘密行动小组长王铁民一人联系，其他几个组员仅知道有个军统的后台老板，而不知袁是幕后领导。”

袁龙说：“行动小组还伏击了当时的江苏省省长陈则民，是在江苏省的那条公路上伏击的。但是没打着陈，只打伤了伪大民会的会长冯心如，为此军统局发给阻击人顾纬20万元奖金。”

按：顾纬，本名顾伟，生于1917年，江苏苏州人。“八一三”抗战之后，顾伟加入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部。1940年11月19日，发生于苏州浒墅关的“天马号”爆炸事件即由顾伟策划并指挥，从此人送外号“苏州壮士”。

事后，顾被破格提拔为军统苏州站站长，年仅23岁。

如前所述，抗战开始以后不久，上海区刘方雄和王方南曾被捕，据袁龙说，刘是由袁殊出面斡旋释放的：

“军统上海区行动小组长刘芳雄不知为什么事被租界捕房拘捕了，理由是他持枪在租界地区行走。袁殊奉命救援。袁通过上海青帮潘梓新的关系找到捕房负责的法国人，事先不说营救人之事，只是请吃饭，酒酣耳热之际袁突然问道：‘你们抓了个名叫刘芳雄的人?’在法国人还没摸到头脑的时候马上口气一转：‘刘某非放不可，否则下次就不是请吃饭而是要请你们吃香烟罐头了。’所谓香烟罐头是把丨炸丨药塞进香烟里的丨炸丨弹，这大概是当时流行的恐吓术语吧，于是刘芳雄被放了出来。”

袁龙评价说：“从以上记述的事情中可以看出袁殊参加军统后干的非常积极卖力，是什么动机驱使他这样傲的呢?晚年的袁殊回忆说，‘当时军统的工作紧张冒险有刺激性，我以为所做的事都是抗日的事所以态度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