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上海的形势越来越紧张，王明决定将中共中央分批转移，他本人则赴苏联任原由瞿秋白担任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行前，王明一手对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以博古任“总负责”，并决定由潘汉年作为他与博古之间的唯一“联络人”。

1933年5月，因潘梓年被捕，潘汉年被迫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以后，张闻天接替了博古，于是作为博古与王明唯一“联络人”的潘汉年奉命赴苏，向共产国际汇报此事，并希望得到批准。

这样一来，潘就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因他与博古仅有私人交情而已，与王明则连私交都没有，却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他们的人，最起码是或明或暗地染上了一层“留苏”派（姑且这么叫吧）的色彩，而这一派的结局，我们知道，很快就稀里哗啦了。

与此同时，与中央苏区那一部分搞武装斗争出身的“井冈山”派，潘则无任何渊源。

还有一重，潘虽然是“特科”成员，并在此后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参与了国共谈判，但他却不是周恩来的班底。

1936年8月，潘汉年回国，同年10月来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初步接触。

此后，西安事变爆发，1937年初，周恩来被任命为全权代表，与国民党谈判，潘则成为其助手。因此从这个阶段开始，潘的身份就是公开的——换句话说，此后8年，潘以公开的中共党员身份，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地下工作。

潘汉年与袁殊重新联系上，就在这个时候。袁龙说：“从那时起到袁殊在1946年投奔解放区前，潘汉年成为袁殊的直接领导人，冯雪峰不再和袁殊联系了。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初期，在纷繁复杂的上海政治舞台上，袁殊在潘汉年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了抗日工作。”

袁龙说：“有一次潘汉年问袁殊，有什么可资利用的情报。袁殊想了一想说有，就把偷带回国的日本过时军用地图一事告诉了潘汉年。两人计议后认为，地图对中国政府虽没有用处，但可通过国民党政府转交苏联和英美，这些反法西斯国家在将来轰炸日本本土时可能有用，这样做可推动两党合作抗日。潘汉年认为这是重要收获，可借此进一步打通发展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潘翻拍了带回来的十几张地图，拿去派了用场。”

于此同时，陈宝骅也出现在袁殊的身边。

陈宝骅，1907年生，浙江吴兴人。

陈宝骅也是吴兴陈氏家族的一员，他的祖父陈延隅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祖父陈延佑是亲兄弟，因此陈宝骅是“二夫”的堂弟。

北伐时，陈宝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他的顶头上司。

此后，陈立夫主持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又改称军委会第一处，以陈宝骅为驻沪办事处主任，因此陈可说是老“中统”了。

陈宝骅有个哥哥很出名，那就是曾任蒋介石侍从室总务组组长的陈希曾。

此时，陈找到袁，问袁在干什么，袁漫应说“靠老婆生活”，陈即说：“你不会干坏事，也不会做真正的乱世风云人物，有机会给我帮帮忙，我每月给你40元。”

对此，袁殊不敢擅自做主，汇报给潘汉年，潘认为“可以敷衍”。

袁龙说：“那时吴醒亚已死，陈是徐恩曾的人，陈派一个名叫稽希京的人和袁联系。陈宝骅抓袁殊抓得很紧，他派叛变后成为徐恩曾情报员的顾建中和季苏了解情况，问袁殊的日常行止，问时事刊行社收容了哪些人等等，袁殊认为拿了陈宝骅的钱后麻烦不少，想断绝和陈的关系，但潘不让放手。”

按：“稽希京”疑为“嵇希宗”，嵇是陈宝骅的表弟，亦是中统干部，郑苹如即由他吸收加入中统。

至此，袁殊就正式成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的情报员，这也是他情报生涯的第三重背景。

陈宝骅与潘汉年也是熟人，袁龙说：“袁殊也为潘联系了一些国民党方面的人，如cc系的陈宝骅。见面后才知道潘、陈二人早在1926年就认识，他们都是当年的《新生命书局》的小伙计，潘、陈两人谈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

按：新生命书局的创始人即周佛海和陶希圣，陶的《食货》杂志就是这个时期由新生命书局主办的，陶以此成为“食货”学派创始人。抗战爆发以后，新生命书局为汪伪政权“收编”，陈宝骅遂以该书局“总经理”身份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此时，戴笠找上门来了。

袁龙回忆说：“一天早晨8点左右，前大门处响起了喇叭声。袁殊很奇怪地打开了前大门，看见前门口停着一辆小汽车，车旁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人身穿国民党中将军服，另一人身穿便装。袁殊一眼就认出了穿便装的那人就是十年以前见过照片的戴笠本人。”

袁当然很惊讶，说：“戴先生亲自光临敝舍真是没有想到，请里边谈，请里边谈。”

陪同戴笠的，就是时任特务处上海区区长的周伟龙。戴笠“派头十足”地打量了一番袁殊住的小楼（马景星家的财产），说：“你过的生活蛮不错嘛!今天我没空，明天早上九点你来找我。”

袁龙说：“谈话不过几分钟光景，袁殊感到极为意外，认为事情重大，当天找到潘汉年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请示处置办法。潘汉年认为机会极为难得，要袁殊勿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潘分析戴找袁是要给袁事情做，要袁殊‘迎合’戴笠的要求，替戴笠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