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02)

关于“诱捕”王莹的问题，在晚年，袁殊与袁龙讲述此事时，认为“他这样做不会产生不良后果”，袁龙说：

“他（指袁殊）说王莹没有参加实际工作，过去仅为上海反帝大同盟的机关做过传递信件的事算不得机密，追问王是问不出什么名堂的。袁殊还说到，造成的唯一后果是王的拍片不能进行了。”

据沈醉说，王莹也是受到“优待”的，他说：“她被关在侦察大队的楼上受到优待，上海区长王新衡和侦察大队长王兆槐找她聊天，请她唱歌。戴笠本来也是准备找她胡调的。当他发现自己部下已先他而来，便假装正经教训了一大顿，说他们会受共产党的迷惑，要影响工作等。我原来也天天和她谈谈，从那次以后也不敢随便找她了。”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王莹即被王新衡保释。袁龙说：“王莹出去前，袁殊交待给王莹两件事。一是通知日本领事馆替代岩井工作的泉让他们设法营救，二是告诉一些老朋友让他们避开。”

就在吴醒亚“劝降”的次日，袁殊被转移到侦察大队部的会客室软禁。到中午，来了一个年轻人，好像也是被软禁的样子，与袁一起吃饭。袁龙说：

“那人进来后就对袁点头致意，袁因是陌生人而不理他。吃饭时那人主动搭讪道：‘我们到了这种地方，是没有办法可想的。’袁殊认为此人是伪装的劝降人，坚持不理。饭后各自无聊，袁殊决心不与之讲话。”

这时，新鲜事发生了：“那人拿起纸笔写画了起来，袁初不留意，一旦目光触及到那人一手漂亮潇洒的字体时便突然惊呆了。那人望袁殊笑笑说：‘认识这字体吧？’”

接着，那人又写下了“效法乎上得乎其中，效法乎中得乎其下”几个字，袁殊惊奇地发现，他的字体与“交通小李转来的指示信中的字体一样”。

原来，此人正是“怪西人”约瑟夫?华尔敦的秘书陆海防。

袁龙说：“陆是湖南岳阳人，大学文化程度，英文很好，正是由于此人的叛变才引发了怪西人案。”

陆海防被捕后即变节，并改名为陆遂初，与其弟陆独步一起加入特务处。

袁龙回忆说：“王莹事告一段落后，戴笠派了武汉行营的中校法官来考察袁殊的态度。那个人名叫徐业道。”

徐业道是湖南湘潭人，1895年生，在军统高干当中，属于“老大哥”了。

徐毕业于湖南长沙著名的明德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法政系，毕业后回湖南办报。1926年，北伐军至湖南时徐“弃文从武”，成了第二军（即谭延闿的原“湘军”）的一名军法官，从此成为一位军法专家。

正是在此期间，徐业道策反了那位传奇式的人物——任卓宣。

任卓宣，1896年生，四川南充人。

任也是最早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那拨人之一，1920年到法国，不过他在法7年，以“勤工”为主，“俭学”却没怎么学。

1921年，任加入法国共产党，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任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任在法国组织游行，声援国内的“五卅运动”，被驱逐出境。

此后，任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学当中，就有后来很出名的孙冶方。

1926年底，任卓宣回国，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被派到湖南工作。

1927年冬，任卓宣被捕，并被湖南当局判处死刑。

许多年以后，任卓宣回忆了他那段离奇的“鬼门关之旅”：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被关押在湖南长沙省会警察局，这天中午过后，听到提犯人的狱卒来了，监中犯人个个忐忑不安，依照惯例，午时通常是行刑时刻。隔一会，狱卒念我的名字，马上有二名士兵，把我带到行列里，我排第七人，后面还有三人，总共十个人，狱卒办完提调人犯的手续，就把我们带进法庭，验明正身，即绑赴刑场。”

任卓宣说：“我们这十个死囚，有男有女。在绑赴刑场的路上，有人泣不成声，有人骂不绝口，有人一路高歌，还有人狂呼口号，也有像我这样默默不语的人。我心想，死也不过是剎那间的事，哭、骂、唱、喊又有什么用？我惟一耿耿于怀的，是家有老母弱妹，以后再也见不着，想到这里，我不禁悲从中来。”

“押至刑场，死囚排成一列，跪地受死，只听见砰砰砰……，枪声响了七响，我突然感觉有一股力量把自己压倒，倒地之后，动弹不得，模糊之间，我听见执行死刑的人员喊着，这个人还没死，应补枪，又听见几声枪响，所幸没打着我，行刑完毕，刽子手呼啸离去。那时我意识愈来愈模糊，完全不知是死是活，感觉身上疼痛至极，僵卧地上，不久我就晕过去了。”

任卓宣回忆说：“那天夜里，天降大雪，雪花覆盖住了尸体，这时我冻醒过来，并且听见谈话声，有人冲我问：你没有死啊？我说我没死，你们补我一枪，让我痛快的死去吧！这人说，我们不是刽子手，而是所谓的剥鬼皮，发死人财的，这人告诉我，你不用怕，我可以救你。这人问我家住何处，可通知家人来救你，带我到附近农家暂时歇息。”

任卓宣说：“我老家在四川，湖南当地只有一个表妹。天亮以后，表妹将我送到湘雅医院，院方尽人道急救义务，未深究我的底细，但是，城里已经谣言满天飞，有人说，浏阳门外刑场十命九尸，一具尸首被地虎吃了，也有人传言是死而复生。湖南省治安机关派人到湘雅医院监视，等我养好伤，又把我关押进监牢。”

在监牢中，任卓宣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福星”——徐业道。

据徐后来回忆，当时他在闲谈中，曾问任：“你被枪决的时候，有什么感想？”

任说：“当时左右两边，哭哭啼啼，喊喊叫叫，我并没有什么感想。只想起一件事：我再忙，每月也要写一封信给母亲问安，我很对不起妈妈，无法再写信给她了。”

徐听了，认为任是一位“孝子”，即劝他“研究三民主义”。

从此任即脱党，1938年，任卓宣任“三青团”中央干事，并成为国民党的“理论权威”。

再说徐业道，1930年，张辉瓒任南昌卫戍司令部司令，徐业道在他手下当军法处长，在此任内，徐曾逮捕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张国庶（张国焘之弟）。

按：徐业道抓获张国庶的“内应”即原中共江西省委“赣东巡视员”王立生，此后王立生进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后转入特务处。

此后，徐业道加入特务处，1935年，蒋介石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改组为武汉行营，徐业道成为“行营”的一名军法官。

因“怪西人”案最初的线索是在武汉发现的，故此番由徐前来劝降袁殊。

见到袁，徐说：“你的事我们都知道了，等风波平息后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团体里来。现在对你也追不出什么来了，你还年轻，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此完结要么参加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