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94)

袁龙说：“从这种前所未闻的乞讨式教书中，我深深地感到袁殊童年时代的不幸。他确实在饥寒交迫的贫困深渊里苦苦地挣扎过，我以为这是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我的母亲也曾对我说过，袁殊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袁殊小时候帮人卖过大饼、油条，擦过皮鞋，什么杂活都干过。”

袁龙回忆说：“12岁的袁殊找过袁晓岚多次，均无结果。不是袁晓岚不帮助自己的儿子，而是无力帮助。祖父那时已不教书了，他在环龙路44号全力搞国民党工团工作，生活上自顾不暇。几个月过去了，不合情理的执拗和读书要求始终不能解决。多了一个人吃饭，少掉了每天十几个铜板的收入，祖母挑不起三口之家的生活重担，那几个月中袁殊经常挨饿。怎么生活下去呢?袁殊非常着急，他再一次饿着肚子走到环龙路44号。”

这次，袁学易遇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袁晓岚依然无计可施，绝望的袁殊急饿攻心，当场晕倒在地上。环龙路44号的几个工作人员围拢过来，对小孩子袁殊动了侧隐之心。其中有个袁某人和立达学园有些关系，他当场答应介绍袁殊免费到立达学园读书。”

在动了“侧隐之心”之心的人当中，就包括萧赞育，此后袁学易曾得到他的帮助。

立达学园的创始人是曾与***一起在湖南“驱张”的匡互生。所谓“立达”，即取《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因此，匡互生崇尚“人格教育”，不采用“灌输”的方式，强迫学生去接受自己的观点：“教育者决不该以一种主张束缚被教育者，使他们不能自然地发展。教育者应像园艺家一样培植被教育者，使他们茁壮成长，开花结实。这样的学校便是理想的学校。”

袁龙说：“袁殊进入立达学园只能免交学费，但饭费仍无着落。他自述，每到开饭时就和同学们一到走进饭厅吃饭，并且泰然处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而且也不应该的。但在当年的立达学园，袁殊不仅这么做了，而且没有受到非议，为什么呢?因为立达学园标榜人类的爱，‘教职员学生宛如父子兄弟，亲爱无间’。”

立达学园的学术氛围也颇为宽松，什么都可以谈。袁龙说：“袁殊在立达读书时，参加了学生无政府主义团体‘黑色青年’，成为恩想倾向无政府主义的人。”

按：在上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潮一度极为时兴，即以国民党的“四大元老”蔡元培、李煜瀛、吴稚晖、张静江而言，后三位都曾在一定程度上持“无政府主义”态度。另外像张继、像褚民谊，都曾是“无政府主义”者。

袁龙说：“和袁殊同住一个宿舍的一名高中年级学生名叫黄其启，他是湖南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爱的弟弟。袁殊和黄其启两人别出心裁地办了一份《窗报》，即在宿舍玻璃上不定期地‘出版报纸新闻’。《窗报》的内容大多是道听途说来的各种消息和自己的评论。为得到消息，他们两个人大列列地和复旦大学生交朋友，进行‘采访’。据说，《窗报》很有些人来看，甚至教员也有时前来读‘报’。为此，在立达读书的袁殊得了个‘报馆先生’的绰号。袁殊以后成为职业报人，始于办《窗报》。”

l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学易走出校园，投身学生运动，袁龙回忆说：

“作为立达学园游行队伍的宣传队员之一，袁殊认识了不少大中学的学生代表。他特别提到大夏大学的邵华和刘真如两个人，他说刘、邵二人是‘五卅’学运的核心人物，但后来都成了国民党的党棍子。”

按：刘真如，1905年生，原名刘成山，安徽涡阳人。

邵华，原名邵子英，1901年生，安徽颍上人。

后刘、邵均曾短暂地参加了北伐，并先后投入c.c系。

也是在此时，袁学易改名为袁殊。

1926年，袁殊离开立达学园走上社会。这时，他遇上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导师”——胡抱一。

胡抱一，1891生，江苏淮阴人。

胡抱一曾当过孙中山的卫士，他的孙子胡明说：“（胡抱一）体格魁梧，天资聪慧，记忆力尤过常人。清末，朝政日非，国力萎顿，外侮日迫，民族遭难，祖父只身走沪，从事革命活动。及至1912年民国成立，转赴南京担任中山先生卫士（前后达5年之久）。

胡明回忆说：“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灰心变节者颇多，祖父仍始终如一，与张继、杨虎、景定成诸先生从事地下工作。积极参加由中华革命党发动的‘讨袁运动’。史载：民国四年袁氏谋称帝，胡抱一等谋取淮海，再举‘讨袁’。”

胡明说：“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苏沪一带民众风起云涌，响应革命军，祖父与有力焉，时上海别动司令中有胡愚其人者即为祖父。”

袁殊结识胡抱一，就在这个时候，晚年的袁殊曾对袁龙说：“你记住这个人（指胡抱一），我同他的关系要比同你祖父的关系更好。”

胡抱一也曾供职于国民党上海地下市党部，与袁晓岚算是同事，因此他是袁殊的父辈。袁龙说：

“胡抱一是资格很老、官职不大的国民党政客。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此人做过孙中山的学生队队员。20年代前期到上海，在国民党环龙路44号机关和袁晓岚共事。胡抱一的社会关系很复杂，认识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在戴笠没有发迹的20年代就结识了戴笠。胡本人也是洪帮人物，在帮内人称胡二爷。胡信仰无政府主义，但他仅仅概略地了解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而没读过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书籍。”

袁龙说：“国民党在南方崛起后，胡抱一在上海也活跃起来。国民丨党丨委任胡为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要他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去煽动、组织江浙一带无政府主义者起来反对孙传芳、策应北伐军攻打上海。但是胡的司令头衔是空的，他竖起大旗，应者寥寥。袁殊因为反对军阀、信奉无政府主义，便投到胡的门下。也许因为袁晓岚的缘故吧，胡把袁殊当成贴身小秘书。袁替胡奔走联络、传递信件。”

胡抱一与胡宗南也有点交情，袁龙说，袁殊曾替胡抱一送信给胡宗南，当时接待他的是胡宗南的副官何天凤，当时何只是个中尉，十几年之后，袁殊与何在汪伪阵营中“重逢”，何已经是伪军里的“中将”了。

袁殊拿着胡宗南的回信交给胡抱一，胡看了，很高兴地说：“部队开到南京后我就要成为副师长了。”

但好景不长，不过两个月的功夫，“江南别动军”即解体，胡抱一的“副师长”也没当成，只好带着袁殊来到南京，到处托关系，找路子。

某天，胡带着袁去看望一个叫做戴笠的人，结果戴没在家，于是胡指着墙上的照片介绍说：“此人是戴笠，这位戴先生欢喜冒险，现正在上海搞绑票活动以筹资金，准备收集无职的黄浦同学成立一个秘密团体。”

袁龙说：“这次客访的收获是，袁殊认识了戴笠的面孔。”

这时，袁殊意外地遇见了一位“故人”——“五卅运动”中大夏大学的学生领袖邵华——此时，邵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的“政治部主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