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86)

这张王牌，就是已被冷落许久的陈恭澍。

陈恭澍已经回到重庆好几个月了。

——1939年3月31日，陈恭澍率部在河内“制裁”汪精卫，结果“误中副车”，随即接到戴笠指示，令其速回重庆。

怀着沉重的心情，陈恭澍乘船来到香港，准备从这里坐飞机回重庆，他回忆说：

“今年年初，奉召从天津转上海到香港，和这一次奉召从河内经海防到香港，虽然一样都是单人孤旅，海上来去，却是逈然不同的两般心情；来的时候是满怀希望，无限信心，回去的时候则恍然若失，一片渺茫。失败之苦，是非常折磨人的。前文说过，我有勇气承担的责任，这可不是一句充门面的话，实际上，既然自知失误，有辱使命，当然责无旁贷，也就只有准备接受工作检讨，该责该罚，悉听上级处分了。”

陈恭澍说：“可是这一次的失败，从心坎里就自承有负于上级的重托，更不可原谅的是误了国家大事，甚或影响到抗战前途，罪咎是何等重大！此一观念的建立，相信已较五年前成熟多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明知道回去之后将会受到严厉的责罚，但却无怨无尤，处之泰然了。”

几经周折，陈恭澍经香港乘飞机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他回忆说：“我找了半天，不见有人来接，可能是联络不及，也可能是一种有意冷淡。不管怎样，正因为没有人来接，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

陈恭澍解释说：“照我们内部的习惯，在通常情况下，凡是即将受处分的同志，一下飞机就会被人‘接走了’。目前，既然不派专人来接我，也许事态不会太严重吧？”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陈恭澍还是第一次到重庆，连军统局的大门都找不到，也没有住处，这可怎么办。

事有凑巧，正在此时，陈恭澍一眼看到了王云孙，此时，王已调到航检系统，在珊瑚坝航检所当所长。陈恭澍说：

“他是我任北平站站长时的书记，不但熟，也有交情，现在既然碰上了，赶忙喊住他，开门见山的请他替我暂时安置一个落脚的地方。“

王一听，“冲口而出”说：“不如先到阿姐家去，她那里有的是空屋子。”

王云孙所称的“阿姐”，就是他的姐姐、在淞沪抗战中有突出表现的王持平。王持平是王兆槐的夫人，这两口子跟陈恭澍渊源极深，一方面，王兆槐与陈恭澍是好朋友，另一方面，王持平还是陈恭澍夫妇的媒人。

其时，王兆槐已经接替了刘乙光——当年的特务队，已经扩编为特务总队，这是军统局的直属部队，负责军统各机构及看守所的执勤警卫，此外还包括戴笠、宋子文公馆的警卫工作（在国民党高官中，宋子文与戴笠关系颇不一般，因此宋公馆得到了戴笠的特殊关照），由王兆槐任总队长。此后，特务总队又改编为特务第五团，由杨清植任团长。

陈恭澍回忆说：“经兆槐兄指点，我去‘小巷子’局本部报了到，并会见了‘小巷子’的实际负责人毛人凤先生。那时候他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者是‘秘书’，可是什么事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毛人凤先生之上，原有一位‘书记长’周伟龙先生，此刻已经呕气不上班了。”

按：所谓“小巷子”即指海关巷一号，军统迁到重庆之初，有一部分内勤机构设在这里。

陈恭澍回忆说：“毛人凤先生什么都没有说，既不问河内事，也不谈工作问题，我自己心里在想：怎么会这样冷淡呵？”

这段时间，陈恭澍极为郁闷，他回忆说：“现在，我已经‘失业’了，大有‘住闲’之感。既听不到从河内传来的消息，也不知道天津那方面的情形怎么样了，连我家里的景况如何，也一无所闻。寞寞长日，无聊、空虚，俱不懂得如何打发才好。如果说，这就是我所应得的处罚，可要比坐牢还不好受。”

陈恭澍说：“据我所知，戴先生并没有离开重庆，可是他始终都不约我见面。这到底为了什么，也没有地方去打听明白。虽然如此，我不曾跑到戴公馆写个名字求见，也不愿意打一张书面报告表白一番。因为他万一不肯接见我，或是在报告上批上几个臊人的字，那又多么难为情。”

戴不肯见陈，陈又赌气不愿主动求见，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多月。

某天，在一个很别扭的场合，陈恭澍意外地见到了老板：“我到重庆已有一个多月，日子不好过可也过了。有一天，又拉警报，在防空洞里竟和戴先生不期而遇。”

陈回忆说：“我们站立的位置有一段距离，当中又间隔着三五成伙的人群，声音嘈杂，除非是大声喊叫，否则打招呼也听不清楚。我和戴先生只是四目交投，一瞬而过，彼此都没有作任何表示。我觉得他是有点故意不理我的样子，不过，却不是恶形相向；也许是我太执拗了，或者是实在没有勇气凑上前去找两句话说。”

陈恭澍说：“警报解除，戴先生在家人簇拥下扬长而去，原本期待着他可能传话给我，或是稍稍竚立等我上前见面，结果却失望了。”

就这样，好不容易出现的一个机会，又被陈恭澍放过了，他回忆说：“这种弃而不顾的滋味好难受！这叫什么？难道也算是一项罚责吗？我憋了一肚子的窝囊，很不好意思把这刚才的事情讲给别人听，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羞辱。还有呢，随着戴先生身后的一些熟朋友，也好象没有看见我这个人一样；真是怪事，莫非这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另一个道理吗？”

意外地是，就在第二天，局本部派人送来一份任命：“奉戴先生核定，派陈恭澍同志为本局代理第三处处长，盼即日到局办公。”

军统局的第三处即行动处，下设行动科和司法科，其中行动科长即当年蔡孟坚手下的宋良。事实上，由于军统局的“行动工作”均由各外勤单位执行，行动科基本无事可做。

当天中午，陈恭澍即到“小巷子”找毛人凤“报到”，他回忆说：“‘小巷子’是个地名，名符其实，连一辆小型汽车都开不到门口。楼高两层，东一间，西一间，简陋的不成格局。仔细的回忆一下，好象大门口连个便衣警卫都没有，不像后来门禁森严、武装把守的那么有气派。一进门楼底下是怎么个样子，已经印象模糊，想不起来了。”

陈恭澍说：“上到二楼，有一间能容二十多人的大厅，厅内，摆了一张大条桌，铺上一块蓝布可以开会，拿掉那块蓝布，也可以开饭。大厅的周围，有好几个门，朝着楼梯口的一间，就是这幢房子里最大的一处办公室了。靠窗子的一张有七只抽屉的大写字台，是毛人凤先生坐的；进门右侧，是一张五个抽屉的写字台，由第二处长何芝园先生使用，与这两张写字台成犄角之势的，还有一张只有三个抽屉的办公桌，原是给局本部‘书记长’周伟龙预备的，据说他连坐都没有坐，看了一眼就拂袖而去了。现在，指定给我用，也就成为军统局第三处长的宝座了。”

就这样，自加入“组织”以来，一天办公室都没有“坐”过的陈恭澍，万分不情愿地当上了军统局“第三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