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84)

许多年以后，当年“独撑全局”的郑修元回忆说：

“当时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便在俊卿兄寓所，先对装有电话之各单位，指示同志，立即停止工作，速将文件、密码、电机等，隐藏于秘密机关之内。工作人员俱可外出，只留次要员工一、二人在家看守。打完电话之后，我就会同朱组长（他那时也由于俊卿兄之通知，赶到了刘宅。）由他驶他的自备汽车，赶到没有装设电话的工作单位，要同志们立即采取安全措施。我自己当然不能再去区本部或麦阳路七十一号。”

刘绍奎回忆说：“迨至出发行动后，按图址共搜索十四处，结果全部扑空，而无一人被捕。其中有几处饭菜摆在台子上，尚未食用。日本人见此情形，大发雷霆之怒，随后由特务长官（陈恭澍注：可能是日方宪兵队特高课长）横山秋马会同兴亚院岩井英一行文给公共租界公董局声明警务处内部有高级人员暗通重庆，要求严惩。”

对此，刘绍奎说：“案经第八科长克莱登提出解释称：自始至终皆由其亲自经办，何来通重庆份子之有，纯系日方无故生非，别具用心等语。乃不了了之。”

在紧急处理险情当中，郑修元巧遇上海区电讯总督察杨震裔，“经将上情奉告，他立即返回电讯总台，采取紧急部署。”

郑修元回忆说：“我在霞飞路上闲逛了不少时候，进入法大马路座落吕班路对面的冠乐粤菜馆，叫了一碗鸡丝汤面，利用他们店里装在一间小室中的电话，打到爱棠新村二号本部，接电话的是湘籍厨师老萧。我问他下午有无客人（客人即捕房人员之隐语。）来过？他说来过好几个客人，还到处查看过。不过没有拿走什么东西。”

郑修元说：“事后我们获悉，十四处机关地点，均已被他们光顾过。会同搜查的除公共捕房及法捕房探员外，还有日寇方面人员内。但没有搜出任何物证，也没有拘捕去人员。”

时候，郑修元庆幸地总结说：“对于这样一个大风浪而在当时未曾遭受损害”，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幸赖俊卿、绍奎两兄，事前获知消息，及时告警，使我得以迅速措置防备。”

在回忆中，关于刘绍奎的身份，陈恭澍特地做了一个说明：“当时，刘绍奎先生的职务是公共租界警务处老闸捕房司法主任，不久升任为督察长。在本局则列为上海区第一组的通信员。”

第二，英国人克莱登暗中相助，帮了大忙：“承法捕房法国籍警务处长，在无形中帮了一个很大的忙。缘当日本人会同公共捕房探警到达法租界总捕房时，日方曾出示此次搜捕所谓‘蓝衣社’六要员之名单，第一名为当时沪特区代理区长赵理君，第二名为毛万里兄，第三名为笔者郑修元，第四名为情报第二组组长刘健，第五名为情报第一组组长朱啸谷，第六名为女交通萧杰英同志。惟名单所列均为各人之化名。”

郑修元说：“法国籍警务处长当即指示派出参加搜查警探，若到达日方所开之十四处地点，苟未能发现上开名单中之人物时，则不可随意搜查及逮捕云云。”

说到这里，陈恭澍又做了一个说明：“在修元兄的记述中，有一个很不容易使人了解的问题，那就是日本人既然要到法租界去搜捕‘重庆份子’，为什么还要知会英、美人主管的公共租界？”

对此，刘绍奎解释了当时租界方与作为占领方的日本军方的关系：“由于上海地区辽阔，主管治安之部门众多，曾经两捕房商定，凡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内办案，必须会同两捕房警探办理。公共捕房的员警，不仅有英美等国籍者，尚且有日本人担任中上级职位的。并在公共捕房内，设立一个第八科，专司其事。”

正是利用了日方与租界巡捕房的这种微妙的关系，克莱登才得以从中上下其手，暗助了军统一把。

第三，还有一个偶然因素——当天适逢法国国庆，郑修元说：“又因七月十四日为法国国庆纪念日，法捕房人员本可放假，由于日人要求会同搜查（按上开十四个地点，全部都在法租界内，非会同法捕房不可。）耽误了他们的休假，内心极为讨厌。对于搜查工作，毫不起劲。”

第四，“华探”的爱国心：“也因为法捕房中国籍探警，大都为爱国同胞；抗战军兴，敌忾同仇，在感情上自然对于张牙舞爪的日本军警，心怀反感。”

郑修元说：“假若没有上述种种原因，则此次事件之后果，诚属不堪设想。”

因此后不久，陈恭澍即接任上海区区长，对当时的危急情形有切身体会，故在回忆中，陈由衷地赞扬郑修元说：

“上海区十四处办公处所被搜查后，大大影响了正常作业，从修元兄的描述中，不难看出，此刻的上海区，不仅连个安全的办公地点都没有，甚至于有许多内勤人员也住在旅馆里。可以说上海区的重寄，完全集于修元兄一身，如果不是靠他的聪敏机智以及冒险犯难的精神，若奢谈恢复工作机能，又岂是短期之内可能做得到的事。这可不是胡吹乱捧的奉承之词，在当时能够实际领会到处境艰危的，相信只我一人而已，所以我才敢于这么肯定的说。”

经过郑修元一天的忙碌，上海区初步度过了难关，下面是他个人的遭际了。

郑回忆说：“当晚我自然不敢遽返已被搜查过之处歇宿，同时须找到总会计白绳祖，要他拨付经费，以便另顶房屋，重新建立内勤工作处所。一方面由于下午各机关地点遭受搜查，也不敢投宿旅馆，乃预备在舞厅中混过一夜（那时上海有几家舞厅是通宵营业的），明天再作计较。”

“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是区本部会计张璜，当我俩去西藏路上爵禄舞厅时，又遇到情报第五组组长朱岑楼。为了寻觅会计白绳祖，我们离开爵禄舞厅后，终于在新新公司五楼刚于那晚开幕的云裳舞厅，找到他了。他答应明天拨给我三千元，以为另顶办公房屋之用。”

按：看来，我们今天的文艺作品，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点依据，最起码上海的“地工”们，经常会在舞厅中流连的。

郑修元说：“约莫午夜一点左右，我们三人又转到位居麦特赫斯脱路之丽都大舞厅。我们坐不久，因为丽都午夜两点打烊，我们又于一点半左右，赶到愚园路（此处为越界筑路系属敌伪势力所及之范围。）伊文泰舞厅。我走在前面，一进入该厅之后，觉得灯光较为暗淡，气氛也不太好，马上掉头又转至邻近兆丰花园之惠尔登舞厅。此处较为宽敞，大门内左方是一片旷场，右方一条甬道，长约二十尺左右，甬道尽处，上三步石阶，进入内厅，是长方形的。乐队位居后座，即面对舞厅正门。”

按：这地方离“七十六号”已经非常近了，不知道郑修元他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还是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

这时，郑修元意外地遇到了一个人——

郑回忆说：“我们三人就在乐队左边靠舞池一张小台子坐下来，坐定不久，忽见陈第容同志（区部主管人事）走进舞厅，是时恰值朱岑楼兄起身如厕，我乃招呼他坐在右侧空位上。”

按：陈第容即陈明楚。

见到郑修元，陈明楚也不寒暄，劈头就问：“凌先生好吗？”

按：郑修元原注：“凌秋云系代理区长赵理君之化名，因病假住院，多日未到区部办公。”

郑说：“很好呀！”

陈又问：“要不要去见见王先生，他现在丽都舞厅。”

按：“王先生”当指王天木。

郑修元听了，当即警觉起来——王天木早已离开上海区，陈明楚怎么会与他有联系？再说了，我去见王天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