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78)

与刘培初一样，郝亚雄也经历了一次“陪法场”。乔家才说：

“有一天，郝亚雄突然被带出牢房，和另外三个人上了绑，那三个人他都不认识。他们四个人装上一辆卡车，驰出城外，驰到小东门外刑场，一个接一个，从卡车上拖下去，准备行刑。郝亚雄以为必死，一路上在想，在汉口看到戴先生，和他谈得很投机，戴先生的那种豪爽的态度，深远的眼光，使他心服口服。他本打算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以报答知遇，谁想到回太原两年，并没有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现在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窝囊死去，真有些死不瞑目，死不甘心。”

“枪声响后，看看那三个人，一个一个倒下去，第四个自然轮他了。郝亚雄觉得他也倒下去了，爬起来，跟着那三个人往前走，飘飘荡荡，糊里胡涂，莫名其妙。其实刽子手并没有开抢打他，等到日本宪兵又把他拖上卡车，他才清醒过来，原来他还活着，并没有死。他被日本小鬼拿来穷开心，心里非常愤恨，以为日本小鬼侮辱了他．暗自咒骂：‘日本小鬼，你们不必用陪斩来吓唬人。老子早就预备死了，我不在乎你们这一套。’”

乔家才说：“日本宪兵队用这种无聊的办法，并没有吓倒郝亚雄。郝亚雄仍然是那样倔强，他们从他身上得不到什么口供。后来日本宪兵队弄清楚，郝亚雄的确不是甚么站长、组长，没有担负什么重要职务，才放松他，不再从他身上下功夫，以后不再刑讯，不再陪斩。”

在这里要重点说一说的，是郝亚雄的女儿，年仅18岁的郝采莲。

郝采莲也是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生，不久前刚刚派回山西，以太原女师学生的身份活动。

郝采莲被捕以后，日伪令汾阳组组长张立钧与她“对质”，乔家才说：“张立钧已被拷打得不成样子。大概郝采莲被捕，是他招供出来的。”

当时张立钧说：“采莲!承认了吧!再过二十年，还不又是这么大吗?”

郝采莲听了，知道张已经变节，于是机警地说：“你这个人太没良心!你借了我父亲的钱，不还也就算了。为什么又要陷害我们父女两人呢?”

张立钧说：“反正是个死，何必再受刑受罪呢，承认了吧!”

郝采莲抵死不认，日本人大怒，上去就是两记耳光，郝采莲的左耳当时就聋了，从此落下终生残疾。乔家才说：

“郝采莲牢牢记得，受训时老师们讲过的话，被敌人捉去，死也不要招供，招供不但害了同志，自己也保不住性命。因为她不肯招供，凶恶的日本宪兵对这个十八岁的女孩展开各种刑讯。最轻的要算脚踢。可是日本兵穿的皮鞋既重又硬，鞋底钉满铁钉，郝采莲的腰部被踢成重伤，留下永不磨灭的伤痕。”

在晚年的回忆中，乔家才曾专门找到郝采莲，对她进行“采访”，乔说：“有一次审讯，中岛把三支铅笔夹在郝釆莲的四指中间，然后魔掌用力一握。十指连心，痛彻心肝，郝采莲痛得昏了过去，这时候，她才知道为什么张立钧要她承认呢。”

“日本人残忍凶恶，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出像他们这样的民族。日本宪兵队对郝采莲逼供，毫不放松。在审讯中，随便用香烟头烧她的皮肤，顺便抓起一件东西敲她的脑袋，他们很快乐地欣赏她的痛苦表情，毫无恻隐之心。一次她被绑在一条长凳上，脸面向上，日本宪兵提一桶冷水灌在她的脸上。那种痛苦真是无法形容。她本能地用力挣扎，居然挣扎断一条凳腿，这样一灌再灌，终于昏厥，抬回牢房。”

在回忆中，乔家才说：“我为了撰写那些可歌可泣、英勇壮烈的感人故事，曾和三位在北方工作过的女同志晤谈。她们回忆往事，引起无限的悲伤和惨痛，泣不成声，好久好久都无法平静。她们都曾遭受日本宪兵队残酷的非刑拷打，都曾坐过敌伪监牢，她们能够活到现在，是从死亡里挣扎出来的。”

按：乔说的这三位“女同志”，即郝采莲和前述的天津站交通员张秀君、察哈尔站译电员王宝云。

郝采莲回忆说：“日本宪兵队的牢房，高不过四尺，长宽也不过四尺左右，站起来伸不直腰，躺下去伸不开腿。郝亚雄和郝采莲关在一间牢房里，白天面对面坐着，不准说一句话，不准动，动一动就得挨揍。郝亚雄每次看到爱女受刑回来的悲惨情况，心痛如绞。郝采莲生了一身疥疮，奇痒难忍，又不准用手抓痒，她恨不得立刻死去。她在宪兵队四个月，幸而害了一场伤寒病，才离开牢房，送往医院。”

乔家才说：“郝采莲住医院，由两个中国丨警丨察轮班看守，一个十八岁的丨警丨察郅连升非常同情她，在她清醒以后，悄悄地问她，究竟因为什么被日本宪兵捉起来?郝采莲告诉他，抗日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个丨警丨察一听是抗日英雄，敬佩得不得了，才到她家里给她母亲送了个信。”

“自从郝采莲父女被捕以后，她母亲得不到任何信息，心急如焚，又想不出一点办法。一直到郅连升送了消息，才知道女儿生病住在医院里。她要求郅连升让她们母女见上一面，死也安心。郅连升告诉她：‘日本宪兵队有交代，不准任何人去看。如果让人看了，先砍我的头，你愿意我的头被日本人砍去吗?老太太!’”

郝老太太听了，即去日本宪兵队，大哭大闹，说：“你们捉去我们的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见面，我也活不成了。”

乔家才说：“日本宪兵对于一位准备不要命的老太太，也不能再耍什么凶狠了，虽然不准见面，但是准了她隔几天送点吃食和换洗的衣服。郝亚雄才把他身上穿的又脏又臭爬满虱子的衣服换下来。”

乔家才回忆说：“最感人的故事，是范骥鹏的老母亲。范骥鹏已年过五十，在丨警丨察局做事，他的母亲七十多岁，自从他关到日本宪兵队。她老人家每天去给儿子送饭，一天也没有间断。那一种伟大的母爱，十分感人。最悲惨的，要算胡濬哲的父母了。自从儿子被捕，家被抄了，无法生活，沦为乞丐，讨饭度日。”

乔家才说：“岳玉珍最幸运，被捕时正在害伤寒病。日本宪兵队只好派人看守在她家里，等到病好，再送日本宪兵队的时候，高丨潮丨已过，不再严重，所以没有遭受非刑拷打，没有在宪兵队呆几天。”

在这次大逮捕中，唯一侥幸逃脱的，是山西站站长李希绍。乔家才说：“太原组失事，继先知道山西的情况已经十分危险，随时都在注意中。这天早上，他比平时早起来几分钟，匆匆出去，当日本宪兵到王家巷二号捉拿他的时候，刚好迟慢了一刻钟，扑丁一个空。日本宪兵捉人不到，赶紧追到卫生处，看见他的办公桌上有张纸条，墨迹未干，以为他一定藏在卫生处，立刻展开搜查，可是不见他的踪迹。最后，关闭城门，实施全城搜查，捉拿‘蓝农社’要犯，闹了半天，连影子都摸不着。其实，日本人搜查卫生处的时候，他正在出城途中。等到关闭城门的时候，他老早出了城，到达预定的目的地。”

乔家才说：“这一次事件，牵涉很广，日本宪兵队乱抓乱捕，一共逮捕了一百二十多人，闹得太原风声鹤唳，人心惶恐。郝亚雄的义成信和义协信的店伙以及许多邻居都被捉到宪兵队，经过好些日子审讯，才陆陆续续把无辜的人释放，最后只剩下军统局的同志四十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