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76)

然而，还没有等张存仁到北平接任，他就被捕了，说起来，也是张存仁大意了。乔家才回忆说：

“大概张静斋接到调职的命令时，平绥路沿线的情形，已经是风声鹤唳，情况十分恶劣。他为避免经过张家口，先到太原，再往北平，以为这样，比较安全。殊不知大同的日本宪兵队早已对他监视了，他没有察觉罢了。当他离开大同南下，日本宪兵跟踪而至。”

乔家才说：“张静斋从大同到达太原，走进王家巷二号李继先（希绍，原山西站副站长，已升为站长）寓所，还没有来得及洗脸，日本宪兵就到达，不问青红皂白，把张静斋抓走。抗战以前，李继先做过山西医院院长，现在是伪山西省政府卫生处有相当地位的高级职员，日本宪兵队没有弄清楚关系以前，不敢对他下手，所以当时没有逮捕他。”

当夜，日伪即提讯张存仁，张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无疑，再做抵赖，不惟无任何意义，且徒然受皮肉之苦，现在的关键是不要连累李希绍和他的山西站，于是他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日本人问：“你是黄埔学生吗?”

“是的。”

“是蓝衣社吗?”

“也可说是。”

“李希绍也是蓝衣社吗?”

这问到关键了，张存仁说：“绝对不是，我和他同一个县，又有亲戚关系，来了太原，当然要去看他。”

赶“寸”了，张存仁和李希绍确实都是山西灵丘人。

日本人听了，再次问到一个很老套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抗日呢?”

张听了，开始长篇演说：“你们为甚么要侵略中国呢?因为你们大兴不义之师，无缘无故侵略中国的土地，杀害中国的人民，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要抗日，何况我是黄埔学生呢。你想想看，如果中国军队无缘无故打到你们日本，你是不是也要反抗中国呢？所以不只我一个人抗日，每一个中国人都痛恨你们日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抗日，你明白不明白?”

乔家才说：“太原的日本宪兵队很尊敬他这种不屈不挠的倔强态度，没有再问他什么，只在太原宪兵队关了一夜，第二天就押回大同，解往张家口。”

此时，继绥远站之后，察哈尔站也已经全军覆没。张季春回忆说：“因为在敌寇的严追紧索下，我们在天津和唐山的工作组织全被日寇侦破。日本特务机关。以大批人力极尽其能事的，一面严加监视跟踪，一面尽力深入追索。终于波及到察省张家口，将站长杨金声同志逮捕。杨同志以伪蒙疆自治政府建设部长为掩护身份，他以为这是最安全的保护色，他在毫无朕兆的情形下，猝不及防而被捕，这使我们的组织和工作受到惨重的损害。”

杨金声以下，书记张抚之（张家口伪丨警丨察局督察长）、电台台长张子文等全部被捕。乔家才说：“电台台长张子文、译电员王宝云和张抚之住在一个院里。假如不是受到北平方面的牵连，察哈尔站是不会出纰漏的，这完全是发生了横的关系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这一次，变节的是张抚之，乔家才说：“日本宪兵队逮捕张抚之等以后，去外科医院逮捕院长刘旭初。就在日本宪兵走进前门的时候，马汉三刚踏出后门，只差那么一刻工夫，没有被捕。他赶紧离开张家口，走到张家口以东一站，搭上平绥路开北平的班车；到达北平，幸免于难。”

按：刘旭初，即德王回忆中提及的，在他与马汉三之间担任交通的“私立华北医院”某人。此外，宗化民曾提及：“包头联络员卢浚又名卢子英，在包头开设诊疗所打针买药作掩护。”说的估计是同一个人。

乔家才回忆说：“二十九年三月的一个早农，塞外的天气还是非常寒冷。日本宪兵队已经有人爬上张抚之的屋顶监视全院。然后敲门，街门打开，张抚之夫妇、张子文、王宝云四人都被捕了。张抚之是个胖子，经不起敌人的非刑拷打，什么话都说了，连电报怎样翻译也都招了供。米缸里藏着一些还没有翻译的电报，也因他招供，故敌人搜了出来。”

王宝云，即察哈尔站的女译电员，德王与重庆之间的通报，均由她一手掌握，王宝云一旦开口，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

日伪首先提审的是张子文，张回答说：“我只管收发电报，有电报，我拍发出去，来的电报，我抄下来。至于电报内说什么，我一无所知，也不需要知道。我不管人事，没有和任何人接触过。所以除收发电报以外，一切我都不知道。”

张子文说的其实是大实话，电台报务员只管收发电报，译电的密码本他不掌握。乔家才说：“王宝云是负责翻译电报的，日本宪兵要她把米缸里取出的电报译出来。这些电报是重庆拍给马汉三的，关于策反德王和李守信的指示，一旦译出来，不但影响德王和李守信的安全，也关系着整个蒙古军的存亡问题，她绝对不能给日本鬼子译出来。”

对此，王宝云回答日伪说：“这些电报都是无法译出来的，所以才搁在那里。”

王还解释说：“电报译不出来，不能怪我。因为一份电报要经过四通手续，先把一份电稿译成密码，交给电台拍出来，这里的电台抄下来，再由我译成文字。是最后一道手续。前三道手续不论那一道错误，到了我手里，就译不出来。而且这种密码本子非常复杂。最容易错误，翻译不出来是经常的事情。并不奇怪。”

乔家才回忆说：“经她这么一说，好像是真的一样。日本宪兵并不好欺骗，当然不会相信。不过王宝云年纪轻轻，态度非常诚恳，是一位值得敬爱的女孩子，有时日本宪兵好像也相信她。”

于是日本宪兵换了个问题：“杨金声是不是蓝衣社的负责人?”

王说：“不是。”

“你怎么知道?”

王早已料到对方有这么一问，很从容地说：“因为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这里，假如他是一位负责人，能不来吗?能不和我这个译电的人碰头吗?”

乔家才回忆说：“米缸里取出来的电报，王宝云推三阻四，不给日本宪兵队翻译出来．于是宪兵队进行刑求。她从北平第一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军统局的工作。是一位非常纯洁的女孩。哪里受得了非刑拷打呢?她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日本宪兵打死她自己，不过死一个人。如果把电报译出来，蒙古军的许多愿意反正的师长团长，不知道要被日本人杀死多少。她应当牺牲自己一个人，来救许许多多人，绝对不能把电报译出来。”

乔家才说：“日本宪兵队给她最痛苦的一次非刑。是坐老虎凳，一直到现在，回忆起来，余悸犹存。把她的大腿捆绑在楔子上。让两条腿伸直，在脚后跟下面垫砖，垫第一块砖的时候，还不觉得怎样。等到一块一块加上去，腿后面的一条筋越绷越紧。痛苦难忍，冷汗出了一身又一身。连她自己也有些不敢相信。以她软弱的身体，能熬过这一次刑讯，电报还是译不出来。”

日本人大怒，狠抽了王宝云一耳光，接着又将一把石灰摔到她的眼睛里上，随即将王下狱。

抗战胜利以后，王宝云出狱，但其右眼视力已经严重退化，左眼则完全失明，落下终身残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