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75)

这一下等于是不打自招：乔家才说：“特务机关长正在注意他（指陈绎如），现在知道他仍在归化城，于是展开积极的调查。最后查出他在伪厚和市政府有个名义，而且是丨警丨察局长那木尔做的保人。特务机关把建华找去，问他要人。陈绎如知道情况不好，不敢再呆下去，性命交关，也顾不得什么爱人，赶紧逃往后套。”

陈绎如的命是逃掉了，却暴露了整个绥远站的机关，还连累了原本隐藏得很深的刘建华，因此一回重庆，陈即为戴笠羁押。后因文强被派到北方工作，需要一个熟悉情况的人当助手，遂将陈绎如保出来，给自己做“秘书”。

现在要看刘建华的了。德王说：“刘建华是个狡黠的人，听了这话之后，马上答复说：‘这还得了，我仅给这个人介绍工作，哪知人心叵测，竟敢干出通敌这样重大的事情，真使我大吃一惊！我们警宪是一体，搜捕通敌要犯，我与你有共同的责任。我一定用尽方法找寻这个人，找到以后，交你处理。’日本宪兵队长信以为真，当又嘱令从速寻找归案就走了。刘建华恐怕这事大败露后，株连到他的身上，就与吴君玉同到包头，乘坐蒙古军的汽车混出城门岗哨，渡过黄河，经过后套陕坝，投向重庆。

乔家才说：“建华在特务机关应付得不错，他很有把握地答应把陈绎如抓回来，才没有被扣留。他回到丨警丨察局，虚张声势，在张罗捉拿人，实际上赶紧准备逃走。吴钧玉同志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知道建华要逃走，坚持亲自送他到黄河边去。”

吴钧玉此举——铸成大错！

乔家才说：“他（指刘建华）潜逃时，带着丨警丨察局的一个职员，声言出差捉人，结果过了黄河，逃到国军防区，一去不复返。丨警丨察局的那个家伙返回归化城，立刻报案自首，结果吴钧玉同志被捕了，日本人搜查他的住宅，电台和文件都被搜去，绥远的工作就这样被破坏了。”

比绥远站被破坏更严重的后果，是德王和李守信暗通蒋方一事就此暴露无遗，乔家才说：“日本人从吴钧玉同志身上，知道伪蒙疆自治政府的首脑德王，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都和重庆有关系。”

德、李二人已处于这场绝大风波的边缘！

德王回忆说：“日本人发觉刘建华逃脱，追查到吴君玉身上，在吴家中搜查出密藏的小型发报机和参加军统的名单，接着把贺云章、梁芝祥、肖兆庚等也逮捕下狱，供出我和李守信通过军统与蒋介石的勾结关系。”

乔和德王的回忆，都没有明确指出吴钧玉在本案中扮演的角色，但李守信说得很清楚：

“德王庇护着马汉三(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电台，被归绥日本特务机关破获，经管这部电台的武钧玉是我的总司令部参谋处报情科长，被打得遍体鳞伤，把一切都招供了，除我而外把德王以及‘蒙师’和‘汉师’的不少师长、团长都牵连在内。”

关键时刻，李守信头脑很清楚，知道此时能保住别人就是保护自己，德王说：“这时马汉三正在张家口，但是不知他住在何处，无法通知他。李守信就故意放出风声说，军统案件败露了。马汉三听到这个消息，即从张家口逃脱。”

经过紧急商议，德王与李守信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主动找日本人把事情讲清楚，看你怎么办。

于是李守信去找日本人“自首”，他回来后对德王说：“我已经和岗部司令官说了，你也去说了吧。”

德王听了，即赴日本军部，找到参谋长田中信一，开门见山地说：“我今天来是对你谈谈我和蒋介石联络的一段经过，大概这个事情你也知道了吧。”

田中信一说：“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

这时，德王考虑了一下，认为还是从“大的方面说”较好，于是回避了“取道外蒙、苏联南下”等等比较“要命”的情节，只是简单地说：“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蒙古独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蒙古独立。”

田中信一听了，发现一个重大漏洞，于是追问说：“蒋介石如许可蒙古独立你怎么办呢?”

这是所谓“诛心之论”，极难回答，看来田中信一也是个厉害角色。果然，德王被问住了，瞠目不知所以。他后来回忆说：“这使我颇为窘迫，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才好。正在筹思之际，朝克巴达尔夫在翻译时，看出我的窘态，即用蒙语向我提醒一下。我当即领会他的意思。”

于是德王说：“蒋介石即便许可蒙古独立，我也不能凭信一句空话，就冒然从事。因为我知道蒋介石说话一向是不兑现的。要看看实际上能否实现，才能解决我的行止。”

此前，在德王与马汉三之间牵线的梁芝祥已经“有限度”招供，而恰好德王的说法与梁的说法一致。德王说：

“不意我的这番话正与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据梁芝祥获释后对我说：他在宪兵队供称是蒋介石派人潜来策动我去重庆，我没有去。关于取道外蒙苏联一节，他因不知，也未供出。”

田中信一听了，“转怒为笑”说：“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也全部知道了。蒋介石叫你走，你没有走，这就好。希望你不要为此担心，我对你完全谅解。”

德王此时的心情“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心境平稳下来”，趁机请求说：“对于其他人员的处理，能够使我知道才好。”

田中信一说：“可以。”

此时，绥远站旧有人员，除站长陈绎如逃脱，副站长赵文蔚已调到后套工作外，该站埋伏在“蒙古军”的“内线”吴钧玉、阚毓华以及“通讯员”刘长荣、崔公睿等均已被捕。

此时，绥远站的新任站长张季春正干得起劲。他回忆说：“我的工作方式是：一面恢复原有组织、原有工作关系。在更为隐蔽的情形下，继续发展工作：一面创建一个新的组织体系，和原有组织采取绝对隔离，别辟蹊径，展开工作，作第二线的必要布置。此项工作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有快速的发展与演效。”

然而，“吴钧玉电台案”最终不可避免地将张季春牵连进去，他回忆说：“当我正在戒慎恐惧，然而却是兴致勃勃的进行着这些充满希望和有意义的工作之际，想不到竟有飞来横祸降临在我身上。”

1940年3月29日，张季春及绥远站电台台长张世杰被捕。

绥远站下的大同组亦不能幸免，乔家才的老同学张存仁及他的手下均被捕。乔家才说：“大同方面，除了静斋已经在太原被捕，以伪新民会作掩护的灵邱赵维城同志，平绥路大同警务段巡官徐完达同志，交通员郝锐同志，都被逮捕，也押运张家口。”

张存仁，本来已经离开大同、准备与薄有錂一起去接任北平区的，他俩去北平是乔家才推荐的。

——1930年3月，乔回到重庆以后，军统准备重建北平区，人事科长李肖白就北平区的继任人选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乔说：

“我觉得旧有组织，既已解体，倒不如重建新的组织，来得容易些。为了时间经济，我建议调薄有錂兄到北平负责，张静斋兄去协助工作。有錂静斋都受过训练，又富经验，山西的工作有继先负责，有錂离开以后，不影响工作。静斋在大同，大才小用，到北平可以发展所长，使北平的工作迅速恢复。白莲丞兄同他太太梁秀娟女士部在北平有极良好的社会关系，调到北平，可以开展新的关系。

乔回忆说：“肖白兄很赞成我的建议，立刻签报，调薄有錂任北平区长，张存仁任北平区书记，很快批准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