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73)
半个月之后，乔家才的太太郭同梅从北平回来了，但已经精神失常。
乔家才回忆说：“（她）手持一把小瓷壶，不停地喝着壶里面的冷开水，刚坐下，又站起来，站起来，再坐下，起起坐坐，口中念念有辞。她看见我回到家里，那种神情，表示完全不相信，好像看到鬼一样，摇摇头，再把脸扭过去。妻的脖子前面，新增加了一条两寸长的伤疤，那将成为永久的纪念，不会褪掉。”
“老岳母虽然饱受惊骇，经过两个月的折磨和辛苦，并且还挨过敌人一顿打，可是精神很不差，他看见我真的仍旧活在人间，喜出望外。自从妻被捕、自刎、住院，孩子们完全靠他老人家照顾，度过漫长的岁月。”
事后几天，乔陆续了解到了当时的情况：
“世光他们被捕后两三天，敌人就到我的寓所捉拿我，他们扑了一个空，并不甘心，于是在妻的身上打主意。在他们想来，我藏在哪里，妻一定知道，于是把她捉到沙滩宪兵队，拷问我的行踪，拷问北平的组织情形，结果一问三不知，敌人光火了，揍她一顿再问，还是不知道。过了一天，又问她，她还是什么也不知道，敌人更生气，灌了她一桶冷水。”
乔家才说：“说实在话，的确妻什么也不知道，她很清楚，对于我们的工作，知道的越少越好，顶好一点也不知道，所以在平时她绝不闻问有关工作的任何情形。”
“她在敌人宪兵队，两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一点也不饿，就是觉得口渴难挨，可是每天供给喝的水，有一定的时间，水少人多，一抢而光，她又没有盛水的东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脱下脚上的鞋子，才抢到一点水喝。”
“敌人在妻的身上压榨不出什么东西来，仍旧把她送回寓所。并且告诉她，我已经被捉住了。家里住了三个汉奸，有时日本宪兵还要去看看，只要有人走进院子，就被扣留起来，他们的目的是守候我回去。妻虽然没有读过书，可是她很刚强，很懂事理，对于成仁就义的道理，颇有领悟。她知道不能从她口中说出一句有关系的话，即使说出来，敌人也不会放松她，反而会增加更多的麻烦。”
乔家才说：“她又相信了敌人说的话，以为我真披捉住，捉住只有一条死路。她觉得丈夫已经死定了，她又何必再受敌人的折磨呢?假如再来非刑拷打，她也受不了，倒不如死了，一了百了。于是她将一只金手镯截成三段，吞到肚子里，没有想到，过了一天金子同大便一同拉下来，没有死成功。”
“又隔了两天，地又偷偷地用切菜刀抹脖子，食道被她割断。老岳母发现她自刎，立刻呼救，监视她的那几个汉奸，才赶紧把她送到附近的红十字会医院，因为伤势太重，拒不收容。最后送到协和医院，才将食道接起来，缝好伤口。”
乔家才有四个孩子，除长子秀夫外，后面三个都是女儿，长女生于太原故名秀原；次女即前面说过的、1937年生于沦陷的北平，由乔家才亲自接生，名秀平；三女儿此时还未出生。
乔家出事时，乔秀原6岁，许多年之后，她仍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第二次抄家，我记得，日本宪兵审问母亲时，我站在母亲的身后。日本宪兵为了抓父亲，留守在家，对母亲进行了严刑拷打、审问、监禁。母亲从未供出一个人，最终逼得母亲自杀。记得那天夜里，我们挤在一个床上，半夜姥姥呼喊救命，我们惊醒，睁眼所见，满床鲜血，母亲倒在血泊中，最后幸而被救活。”
乔家才回忆说：“她住在协和医院，还是想死，企图从楼窗跳下去，被人家拦住，没有跳成功。医院里怕她再跳楼，把她的两脚两手绑在病床上，不让动弹。等到伤口长好，赶出医院的时候，才把她放开。”
“住协和医院的一切费用，敌人和汉奸们不负责，必须自己照付，同时还得供奉住在家里的三个汉奸吃喝，岳老太太又不是财神，变不出钱来，只好把家里的衣服首饰家俱，能当押的当押，能变卖的变卖，不到两个月的光景，已经家徒四壁，无法生活下去。”
“敌人守株待兔，既无结果，现在又不能让老弱妇孺五口人活活饿死，只好让她们离开北平，同老家去生活。敌人在妻的衣襟上缝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布条，又有杂货铺的老东家平遥粱先生照顾，听以一路上很顺利。到了太原，梁先生知道她们回家没有什么问题了，才放心回他自己的家里去。”
乔家才痛心地说：“多少年来，妻跟着我饱受惊骇，过着不宁静的生活，现在又折磨成这个样子。虽然，她为抗战流出她的鲜血，留下光荣的伤疤，可是这一次的惊险和苦痛，实在不是一个弱女子能够承担了的。她的灾难来临，完全因为她是我的妻的原故，我真够得上一个最不好的丈夫了。”
乔家才说：“妻似有好些话想同我说，可是家里人太多了，母亲又没有给我们一个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晚上母亲、岳母同妻睡在东里间，我同六弟睡在西里问。在旧式家庭里面长大的男女，是拘谨的，不能放肆的，旧家庭里面夫妻说话的机会只有在夜间，可是我们被隔离了。我深信妻的精神失常，是因为精神负担太重，暂时的现象。她吞金、自刎、跳楼，再三企图自杀，可知她的理智还没有丧失。假如时间允许，经过相当的安慰和休息，很快可以全愈的。”
但是，乔家才没有这个时间了，因为他马上就要遵照戴笠的指示“速返渝”。他说：“但是我不能留在家里，又将抛下她，踏上征途，我自己心中是一种什么滋味，连自己也说不出来。”
1940年2月，乔家才辗转来到西安，见到了西北区区长李人士。
李人士，字海怀，湖南醴陵人，1906年生，军校六期毕业。
在军统中，李人士与平江李崇诗、汨罗李肖白并称“湖南三李”,其中,李人士进入“团体”是最早的，1932年特务处一成立即加入，最初在本部搞情报，后任湖南站站长。沈醉在回忆中曾提及：
“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戴笠原来打算在上海或南京举办一个大规模特务训练班，但没有预料到上海和南京那么快就沦入敌手，因而未能进行。一九三七年冬天，他逃到武汉之后，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湖南去积极筹备，并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要尽全力从事协助。”
此后，李人士接替张毅夫当了西北区区长。
见到历经千辛万苦归来的乔家才，李人士夫妇摆酒为他“洗尘”
乔家才回忆说：“（李人士）看见我身穿黑布棉袍，头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等到听完我叙述华北同志可歌可泣的壮烈事实，却又淌下眼泪来。”
1940年3月，乔家才终于回到重庆，结束了这趟令人痛心的华北“视察”，他回忆说：
“自从离开兰州，到返回重庆，差不多飞行了两千航空公里，航行了一千六百海里，火车三千公里，汽车两千多公里，徒步或骑毛驴一干多华里。所用的交通工具，从最原始的两条腿，到代步的四条腿，从脚踏车到汽车、火车、邮船、飞机。在中国的广大领士上兜了一个大圈子，绕了几个小圈子，视察过敌后四省两特别市九个单位，接触过将近两百位敌后工作同志，但是，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旅行。我视察过的地区，并没有防止住恶运降临，组织一再被敌人破坏，同志一再被敌人杀害。”
然而，华北同志的“恶运”，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