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70)

德王回忆说：“我返回张家口不久，梁芝祥又来见我，带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名义派我为蒙古自治委员会主席兼第八路军总司令，派李守信为热河省主席兼第十路军总司令的任命状。”

梁芝祥还对德王说：“李守信的任命状是李叫我带给主席看的。为了避免检查起见，特由吴君玉穿着军装带到张家**我的。”

德王当即把委任状收下，认为可以作为“出走通过外蒙和苏联的凭证”。并问梁芝祥：“厚和还有蒋介石派来的工作人员吗?”

梁说：“还有一个马龙文。”

德王回忆说：“我当即嘱咐梁芝祥速返厚和，通知马龙文密来张家口与我见面。为了避免发生差错，梁芝祥当将他的名片，取出一张分为两半，一半交给我，一半由他带回交给马龙文，备作前来见我时的暗号和凭证。”

不久，马汉三潜来张家口，由德王的亲信赛吉尔胡领来相见，德王见“暗号凭证相符”，就令召见。

见到马汉三，德王说：“前次我和高荣联络，提出取道北路通过外蒙、苏联，转赴重庆；嗣由梁芝祥给我转来复电，叫我取道包头这条路前往。经我详细考虑，认为这条路赴渝，很不妥当。因为这条路必须经过包头，渡过黄河，日本军警岗哨很多，并且我是‘主席’，举止行动，惹人注意，很容易被日本方面察觉。请你把我的意见转达蒋委员长，仍准取道北路赴渝，并请蒋委员长照会苏、蒙，对我不要留难。”

马听了，答应“转告请示”，并说军统“在张家口的联络和掩护机关是私立华北医院，今后来往密电或文件，均由该院转递”。

不久，“华北医院”给德王转来署名贺耀祖的复电，大意说：“德总司令，取道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因为诺门汗事件业已和平解决，日苏关系已趋和缓，台端如果取道北路南来，通过苏联时，有被日本引渡过去的危险，仍宜另寻别途南来。如果无道路可寻，希勿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

德王看了，即通过“华北医院”召来马汉三，说：“现在我已接到复电，知道蒋委员长不叫我取道北路赴渝，是对我深切的关怀，我至为感谢。今后只有按照蒋委员长的指示办理。并请你再次转请蒋委员长，准许在伊克昭盟也成立一个‘蒙古自治政府’。这样一来，那边的自治政府和这边的联合自治政府便形成对立的局面，日本方面为了避免那边的争取，可能放松对我的控制，我就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训练军民，以待将来’的工作。

马汉三听了说：“我一定把你这个意见转报蒋委员长考虑。”

想不到，就在这个当口，军统平津两地接连出事，并有向察绥一带扩展的危险迹象，察哈尔站书记张抚之给乔家才带来一个口信：“敌人宪兵队通知丨警丨察局：‘蓝衣社乔某张某二人在蒙疆一带活动。’

对此，乔家才判断：“张某不是指季春，就是指桐岗，乔某无疑地是指着我自己。从这一个消息看来，我的行动已被敌人注意，这是北平工作被破坏以后的必然结果。由于华北工作，横的关系太多，牵一发而动全局，平绥线上的组织，也已面临危险的边缘了。”

因绥远的工作已经视察完毕，乔准备二次前往山西、视察自己华北之行的最后一站——山西站的情况之后，就可以回重庆复命了。

这时，乔接到军统局本部的一通电报，令他赴北平处理善后事宜：“北平工作被破坏，希兄星夜赴平，迟去一分钟，则失去一分钟的效用。”

对此，乔认为：“防范于未然，尚可挽救浩劫，现在已经不堪收拾，敌人在捉拿我，我去北平，不但没有用处，反而会影响察绥工作的安全。”

于是，乔复电重庆：“说明其中原委，并告知重庆，我已动身赴太原，督察山西站的工作。”

为减少路上的麻烦，乔家才托吴钧玉给办了一张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护照”，即离开厚和前往山西大同。

“果然一张护照在手，万事通顺。”乔回忆说：“到达大同，不要排队，不经检查，我就走出车站，在静斋那里住了两天。”

不知道张存仁是否有什么不好的预感，乔回忆说：“因为这一次分别又不知何年才能重逢，彼此好像有许多话要说而又说不完似的，本来预备在大同只停留一夜，静斋硬要我多住一天，我也不忍离去。”

乔家才说：“上次到太原，因为接头地点错误，白跑一趟，这一次到太原去，静斋告知我灵丘李继先（希绍）兄的住址，不会再像上一次那样狼狈了。静斋亲自送我到车站，一直等到开车。”

此时，乔家才还不知道，这便是他与张存仁这位15年的老同学的永诀了。

经同蒲路列车入长城，乔家才顺利抵达太原，找到了住在王家巷二号的山西站副站长“李继先兄”。

李继先，本名李希绍，山西灵丘人，“继先”是他的字。

乔家才原本并不认识李希绍，但有所耳闻，他回忆说：“继先兄系民国二十七年春天才从汉口回到太原，奉命打进伪组织，以便掩护工作。记得我从北平回到武汉，有一天在汉口看到湖南李肖白兄，他很高兴地告诉我，有一位在太原很有办法的医生，前两天才派回去，将来，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他虽然没有告诉我姓甚名谁，也已猜出十之八九。”

乔还说：“继先兄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他长于交际，更因为他对人的态度非常友善，喜欢帮别人的忙，所以朋友特别多。他在七七事变以前，任山西医院的院长，在山西的人事关系非常良好，回到太原后，在伪山西省政府卫生处弄到一个掩护工作的职务，同山西伪组织的中上级人员颇多往来，所以在汉奸圈子里相当活跃，知道的事情也特别多，真如肖白兄所说的，对于工作上供献很大，成绩非常可观。”

通过李希绍的引荐，乔家才见到了他的又一位同乡、山西站站长薄有錂。

薄有錂是山西应县人，军校四期经理科毕业。由于薄是学财会的，所以他开了一家商店作为掩护，乔家才说：

“有錂兄系军校第四期同学，受过特种工作训练，富于工作经验。他在帽儿巷开了一间小商店，居然也变成了商店的老板，平常穿一件大棉袍，把两只手统在袖筒里，搁在胸前，的确像一个地道山西买卖人。当他走起路来，老是低着头慢腾腾地，好像不管任何闲事的样子，实际上，他并没有忽略前后左右的一切事物。”

相比于察、绥两站，山西站的机构就大得多了。薄有錂向乔介绍说：

“山西站下面设有几个组：正太路的中点阳泉是一个产煤的区域，北平最出名的红煤，就是指着阳泉的煤炭而言。保晋煤矿公司设在火车站附近，有好几个产煤的矿场，另外还有一个炼钢厂，所以阳泉不但在交通上占有重要地位，即在工业上也很重要。汾阳为晋西重镇，是太原通往军渡公路的中点，同蒲路有支线通到汾阳，从太原到陕北和宁夏，必须打汾阳经过。长治系白晋铁路的终点，上党的重要身份，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伪组织在长治设有道尹公署。这几个重要的地方，我们都设有一个组，由受过特种工作训练的干部担任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