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68)

这一趟大同，路上倒没有遇到什么意外，乔家才很顺利地见到了以开自行车修理铺为掩护的张存仁。他回忆说：

“静斋开设了一间修理脚踏车的店铺，身穿大棉袍，手提长杆子旱烟袋，看起来，倒满像个开店铺的老板。去年我们从西安分手后，我到了兰州，不久他从山西进入敌区，到达大同。静斋勇敢负责，不失军人本色，我们同学同事足足十五个年头，我们的情谊绝非普通朋友可比，这次在敌区见面，各人的心中都感觉到格外亲切。我洗耳静听，他为我叙述这一年来的工作情形，他是英雄，冒险家，真正的爱国者。他的工作兴趣极浓厚，他在大同城里有周密的布置，他还常常出城，跟城外的游击部队连络，他的干劲，我自愧望尘莫及。”

乔还赞扬说：“他对工作布置，很费过一番心计，非常周密。火车站有极可靠的同志，可以确实掌握平绥、同蒲两路的军运情况。伪晋北省各部门，都有他的同志，可以了解伪组织的一切活动。”

然而，张存仁在绥远站下边，受够了气，乔家才说：“军统局在平绥路沿线有两个单位，张家口的察哈尔站和归化城的绥远站。这两个单位都有电台，可以和重庆或兰州直接通报，过去成绩很好。大同组成立后，加强了平绥线的工作。可惜张静斋出发时，张毅夫不给他配置电台，大同组成立，通信只好借用绥远的电台，所以大同组就近归绥远站指挥。”

绥远站的站长，目前由马汉三的外甥、小字辈的陈烨如担任。

乔还说：“假如他从西安出发时，张毅夫不存心整他，扯他的后腿，给他配备一部无线电台，可以由大同和重庆及西安直接通报，他的成绩一定更为可观。现在一切情报，必须送到归绥，才能拍发重庆。一件重要情报。时间上吃了亏，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张存仁还有个副手叫赵维城，山西大学法律系毕业，公开身份是伪组织大同“新民会”成员。

在乔家才的回忆中，念念不忘的是山西的美食，上次在太原吃的是炸豆腐，这次变成了莜面，他说：

“静斋几乎顿顿拿上莜面犒劳来招待我。莜面是晋北的主要食品，因为性寒，磨面以前，先炒过一番，和面用开水，然后取一小块面，推成薄薄一长条，再卷成人拇指粗的圆筒，把一个一个圆筒竖立在蒸笼里，上锅蒸熟，当犒劳出笼的时候，香气四溢，为任何面类所不及。吃莜麦面犒劳，最好蘸上羊肉丁熬成的羊汤，送到口里，味道香美。我最爱吃莜面犒劳，在我们家乡，尚可吃得到，离开山西，就只能想想，永远再吃不上了。”

正吃得“口滑”，刚刚从北平逃出来的陈烨如来了，带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北平站全体失事。乔回忆说：

“我到大同的第四天晚上，绥远站站长陈烨如同志从北平来。他说世光同组长安徽陈汉卿同志等多人已经于二十四日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无疑地，北平的工作已经遭受空前的打击，并且会影响到平绥在线的组织。”

事后，经乔家才多方了解情况，北平站的出事的缘由及损失如下：“二十八年中秋过后一天。天津区区长曾澈，组长陈资一、军事专员郑恩普先后被捕。从天津波及北平，十月二十四日，副区长周世光、电台张依道、组长陈国瑞，书记杨英俊、杨福全，组员王汉云、武田寿等被捕。陈国瑞及周世光都被杀害。”

按：陈国瑞，即杨玉珊的弟弟、在“吉鸿昌案”中一脚踢开房门的那个愣小伙。“立功”之后，陈正式加入“团体”，先是在特务队长刘乙光手下当看守，后被调回北平。

在北平大劫难中，唯一脱险的，是尚未正式上任的北平区“候任”区长刘艺舟。乔家才说：“北平区区长原是马汉三，出事以前，已经换了刘艺舟。周世光想完成一件除奸工作，交代拖延了时间。刘艺舟虽然到了北平，还没有实际负责。他不知道周世光已经被捕，一脚踏进接头处，也被逮捕了，在日本宪兵队关了三天。也许是因为宪兵队关的人太多，有所疏忽，他伪称商人，经过一番讯问，居然获释了。”

想到平津迭遭破坏，乔家才非常难过，他自责地说：“我到过天津，救不了曾澈兄和资一兄，到过北平，又救不了世光和其他受难的同志，内心痛苦，无以复加，大家呆呆地坐在热炕上，好半天没有作声。这一夜我翻来覆去，不能入眠，本来我不习惯睡热炕，再加上资一、世光、曾澈诸兄的影子像电影似的，在我的脑子里出现，我们都是多年的生死患难朋友，他们一旦遭遇这样的不幸，实在是不能忘怀的。”

无论如何，工作还要做，次日，乔家才与陈烨如一起来到归化城，继续视察绥远站。

按：“归化”、“绥远”，均指今呼和浩特。“归化”是明朝的老城，“绥远”是清朝的新城，后合称“归绥”，“蒙疆自治政府”成立后，曾将其改称为“厚和”市。

在这里，乔家才还见到了陈烨如的副手赵文蔚，赵字涵忱，察哈尔人。乔回忆说：“第二天夜里，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谈论工作，陈烨如同志牢骚满腹，好像国家和团体有千万个对不起他。”

乔见状，即劝他说：“同志，国家和团体待你并不薄，你应当知足才对。”

陈并不买账，说：“我们出生入死，一个月拿这点子钱，还说不薄，哼。”

乔形容说：“他自己一点也不觉得错误，自以为非常得意，态度语气傲慢到不能再傲慢。”

作为马汉三的外甥，陈烨如本是乔家才的晚辈，论在军统中的资历，亦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再想到自己的老同学张存仁在陈手下受的气，乔家才怫然不悦，当即拉下脸孔，开始教训：

“三年前，你在张家口担任抄写的工作，每一个月只拿到三十块钱，现在则拿到一百五十元，在短短的三年里头，你的待遇增加了五倍，你还不知满足。好！再瞧瞧我吧！三年前，我做北平站长，我的待遇是每月一百四十元，现在仍旧是拿这么多，在三年里头我没有增加一分钱。假如我也学你，斤斤两两地计较，我不是应该造反吗?”

乔越说越生气：“你说你出生入死，我呢?不是同你一样在此地说话吗?你能说我不算出生入死吗?也许你会说你的工作好，所以仅仅三年工夫，就增加了五倍待遇，难道说我在这三年里头，连你的一半也比不上吗?我敢说，我对国家，对工作，都比你的供献多得多。”

乔痛下针砭：“论资历吧，你不过小学毕业，参加工作不过四五年，我呢?资历总此你高一些吧?工作也比你久的多吧?但是我现在的待遇，每月比你还少拿十元钱，我觉得已经拿得够多了，而你却很不满足。”

说到这儿，乔家才开始讲大道理：“你要知道，抗战是每一个黄帝子孙的神圣责任，我们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子孙不作奴隶，才来参加这一项神圣的工作，并不是为赚钱而来的。国家在长期抗战的情况下，战费浩繁，税收减少，财政如何困难?而你的待遇增加得如此多，如此快，你不但不知感激，反而牢骚满腹，说国家对不起你。”

最后，乔家才告诫说：“同志，把头脑冷静下来，好好反省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