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67)
大同组组长，又是乔家才的一位故人，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张存仁。
张存仁字静斋，山西灵丘人，与乔家才既是山西平民中学的同学，也是黄埔的同学。
乔家才回忆说：“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夏天，我决定到黄埔去，正在家中，等候南方的消息。不久接到告宝（苗培成）师从太原寄来的信，是用我们事先约好的暗语写的。他告诉我，接到亨甫（梁永泰）师的信，黄埔军校正在招生，要我赶紧动身，不要躭误。”
按：苗培成、梁永泰，都是乔家才在平民中学的老师。
平民中学是由国民党籍的山西人士创办的，多是北平毕业的大学生，其中苗培成就是国民党“一大”代表，后成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因此，也可以说平民中学就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大本营。
乔家才继续回忆说：“因此，离家南下，先到太原，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乘正太车到石家庄，转往北京，这是第一次出娘子关，离开山西。我到达北京，是六月中旬。先去看亨甫师，他住在王府大街定襄董镜如家的木厂里。后来山西当局参加北伐，亨甫师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
乔说：“到北京没有几天，就接到张敬斋（存仁）从太原寄给我的信，要我不要马上南下，在北京多等几天。因为还有好几位同学，也要去黄埔，我很欢迎。多有几位同学同行，再好不过，当然愿意等候他们。”
1926年7月，乔家才等十位山西青年一同前往广东投考黄埔。乔回忆说：
“七月中旬，平中同学张静斋、李冠三（封岚）、王正生（和众）和熊昌寿四位同学，陆续来到北京，又会合了山西省立第四中学的晋城张子仁（鸿惠）、黄汇川（应海）、魏志清和朔县的吴月卿、定襄的邢伯涵（渊经），一共十个人，相偕南下。为了安全，避开南方军阀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盘据的地区，决定走海路，不走陆路。”
到了广州之后，乔等拜会了国民党大老丁维汾，并由他介绍，到“长堤天字码头黄埔入伍生部”报名。乔说：“经过极简单的考试，全部录取。八月二十九日到广州东北十里的沙河入伍，编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一连。”
按：同去的十人中，熊昌寿、魏志清病故，其他8人均毕业，其中乔家才、张存仁、李封岚、王和众、张鸿惠5人先后加入军统。
1927年，“张黄事变”以后，乔、张均逃出黄埔，流落京沪，后来杭州成立军校学生总队，乔、张才“归队”，二次北伐开始，乔、张又一同参加了北伐宣传队。此后二人又回到军校，1929年5月毕业。
此后，二人又先后回到山西太原，张到母校平民中学、乔到山西省立一中当“训育员”。
乔家才回忆说：“第二年（指1932年），全国展开复兴救亡运动，准备对日本作战。戴雨农将军主持的情报机构，在南京成立。派靳易夫（军校五期毕业）兄回太原建立工作，我和静斋予以协助，参加了此项工作。”
此后，乔家才先是去做宪兵指导员，后又到北平，张存仁则一直在山西工作。
抗战开始以后，军统局曾昙花一现般地成立了一个晋察绥边区，以曾当过北平区区长的李果谌为区长。乔家才说：“李系日本士官学校第十八期（一九二五——一九二七）步科毕业，原名国琛，和汤恩伯及山西夏县王毓文为同期同学。时汤恩伯为第十三军军长，李果谌奉戴将军命，发展华北游击武力，征得汤恩伯同意，成立十三军游击队司令部，拟向晋察绥边区发展。委派张静斋为先遣支队司令，相机向雁北绥远一带挺进。”
山西与“中央”的关系，即在抗战时期，亦十分微妙，阎锡山最反感的就是别人插足他的地盘，尽管此时太原已经岌岌可危，也不愿意“中央”势力入晋。当时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于是他亲电汤恩伯，要他把十三军游击队司令部撤离山西。乔家才说：
“汤恩伯怕得罪阎司令长官，不说撤离不撤离，干脆来个十三军没有游击队组织，否定了李果谌的这个十三军游击队，就这样夭折了。”
此前，张存仁已经奉李果湛之命，以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部的中校谍报参谋先期入晋，并参加了忻口会战。乔家才说：
“张静斋于忻口会战时，收容各部队失散的官兵，多达五百多人，枪支齐全，立刻组织成军，这些官兵都愿意跟他打游击。他这个十三军游击队先遗支队司令，有了一营实力，成了名副其实的支队司令。他既奉李果谌的命令，准备向雁北挺进，为十三军游击队建立长城以北的根据地。而汤恩伯否认了十三军游击队的名义，李果谌只好离开山西，使张静斋的五百人成了无名义的游杂部队，没有保障，很难立脚。”
此后，张的这支“游击队”因人单势孤，无法立足，只好转移到晋西临县，恰好遇上刚刚从太原撤下来、准备退到绥远的傅作义部，即将张部缴械、收编，张本人则莫名其妙地被羁押。乔家才说：
“张静斋在临县看守所，足足关了半年，经中央一再交涉，一直到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夏天，才被释放，到达西安。他这个十三军游击队先遣支队司令，如昙花一现，就此结束。”
在地理位置上，山西属于华北，但在军统的序列上，却归西北区，因此，张存仁要回到西安报到。
此时，在西安坐镇的，是复任军统西北区区长的张毅夫。
在西安事变中，西北区垮台，因此，1937年初，戴笠派张毅夫到西安，重建西北区，其公开身份，是军委会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
与许多人的看法截然相反，乔家才在回忆中，对张毅夫评价极低，说他是个“标准小人”。乔还说：“因为军统局的干部．多半是黄埔同学，人数众多，张毅夫非常妒忌，看来这些人很不顺眼，无形中予以打击。”
乔回忆说：“张静斋既是黄埔学生，现在落到张毅夫手中，成了被折磨的对象，很自然地成了牺牲者。他在西安被冷落了六七个月，受尽委曲。张静斋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张毅夫不给他痛快解决问题，使他非常恼怒，而又无可如何。他觉得在抗战的大时代，浪费半年光阴，闲着没有事干，实在不应该，太可惜了。一直到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春天，才决定让他到大同去，建立敌后工作。”
当时，乔家才正在西北区所属的甘肃站当副站长，张存仁在赴大同的路上，曾给乔写了一封信，信中愤懑地说：“看到石头，我都生气。”
乔家才说：“我想，一个人受委屈，受到这种地步，情绪恶劣到看见石头都要生气，要他到敌后去工作，实在太危险了，不是一个好现象，我真为他担忧。”
此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将晋北13县分割出来，成立“晋北省”，以大同为“省会”。这样，军统大同组的地位，陡然重要起来。因此，此次“华北视察”，于公于私，乔家才都必须到大同去看看张存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