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64)

在“九二八”大逮捕中同时被难的，还有天津站北宁组组长石慧麟。

石慧麟，祖籍山西大同，1912年生于河北保定。

据石慧麟的女儿石咏琦回忆：“父亲（字辉园）19岁就在南京加入国民党，他是1932.9-1935.7毕业于南京警官高等学校正科19期，当时的校长是陈又新。”

石咏琦所说的“南京警官高等学校”，即戴笠与李士珍你争我夺，闹得不休的那个“中央警官学校”。

说到“警官高等学校”，其实并不在南京，而在北平。

这话一说又长了。

在前清，中国还没有“丨警丨察”的概念，地方治安事务由军人统管，在北京，由步军统领衙门负责，全称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即俗称的“九门提督”。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因慈禧太后已出逃，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乱得一塌糊涂。八国联军遂将北京按驻防地点分区划片，并临时招募了一些“巡捕”，维持治安。其中，日本军队方面的“顺天府日本丨警丨察衙门事务长官”叫川岛浪速，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于是找到清政府留守的“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与他签订了一个“合同”，试办“警务学堂”5年，由川岛任“监督”，这样，川岛浪速就成为中国近代丨警丨察教育的拓荒者。

同年，奕劻成立北京丨警丨察厅，任命为川岛浪速为总监，二品顶戴。中国的首都，丨警丨察大权居然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与英国人赫德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45年，其滑稽程度差相仿佛。

此后，肃亲王善耆负责警政事务，因他与川岛浪速原本就是好友，遂将自己的一个女儿送给川岛做养女，后改名为川岛芳子。

1905年，川岛浪速与奕劻签的“合同”到期，大清国收回“警务学堂”，改为“高等巡警学堂”，至此中国丨警丨察教育始脱离外国人的操纵。

1912年，民国成立，内务部又将“高等巡警学堂”改为“丨警丨察学校”，至1914年结束。此后，民国就没有统一的警政教育了，再加群雄割据。各省警政遂自行其是。

1918年，北京政府内政部警政司长王扬滨，根据民国元年颁发的《专设警校统一教育》的规划，建议设立“警官高等学校”。当年2月，以原“高等巡警学堂”、“丨警丨察学校”为班底的“警官高等学校”奉准成立，校址在北平东城北新桥。王扬滨辞去警政司长职务，专任“警官高等学校”教育长。

十年之后，1928年，北伐胜利，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中国，王扬滨遂建议将“警官高等学校”迁至南京，此说正合国民党之意，于是即开始筹备此事，连南京的新校址都选好了。

恰在此时，东北易帜，北平成为东北军的地盘，在张学良的建议下，国民党任命东北军旅长鲍毓麟为北平市公丨安丨局长兼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校长，迁址一事遂成泡影。

1933年初，热河沦陷，北平危如累卵，迁址一说再起，这时，内外交困的张学良再也无法阻止南迁一事，鲍毓麟遂辞去警官高等学校校长一职，由南京方面委派陈又新为校长。

1934年3月，警官高等学校终于迁到南京。1936年4月，陈又新去职，李士珍继任警官高等学校校长。李曾赴日本留学，专习警政，后又赴欧美考察，很想在这个位置上大干一场，于是他向蒋介石建议：“仿照中央军官学校与中央政治学校之例，将警高改为中央警官学校”。

1936年9月1日，“中央警官学校”成立，蒋介石自任校长，以李士珍为教育长。

蒋同时决定，将戴笠任政治指导员、赵龙文任校长的浙江警官学校合并到新成立的“中央警官学校”，其在校学生列为“中央警官学校”正科第三期。

问题在于，戴笠也在觊觎这个位置，现在居然落入李士珍之手，岂能善罢甘休，于是四处活动，最终，在校长蒋介石之下，成立了一个叫做“校务委员会”的机构，成员包括戴笠、王固盘、李士珍、赵龙文和酆裕坤先生，而以戴笠为主任委员，总算出了一口气。

石慧麟是“中央警官学校”正科19期毕业，所以他入校的时候在北平，到毕业时时候却在南京。因此，乔家才说石慧麟系“北平警高毕业”，也不能完全算错。

石毕业以后回到北平，任北宁铁路丨警丨察署教练厅教官，抗战开始以后，任北宁铁路局前门丨警丨察段段长。此时，石慧麟已经加入了特务处，并任北宁组组长。在“九二八”大逮捕中，石亦暴露被捕。石咏琦回忆他父亲时说：

“他常常说起以前被日本鬼子抓起来关在监狱里的事情，那时候狱中受拷打酷刑的时候就是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据说是我爷爷卖掉两条街的商店才把他给救出来(买出来)的。”

同时被捕的陈资一，则于不久被枪决，享年41岁。

此后不久，军统局派倪中立前来恢复天建站，不久亦被捕就义。

至此，我们所能叫出名来的天津站被难人员为4人：王文、曾澈、陈资一、倪中立。

在这里，我们还要说到天津站的一个交通，即我们俗称为“女特务”的那种人。

这个人叫张秀君，安徽合肥人，临澧特训班毕业后被派到天津站当交通员。乔家才说：“她和马坤杰一同到达天津，马担任内勤，她负责交通，传递重要情报及电报。抗日杀奸团和天津区联系，由她负责。”

倪中立就义之后，军统又派张家铨继任天津站站长，不久亦暴露，幸亏张秀君得到消息，张家铨仅以身免。

乔家才回忆说：“这一天，她给抗团送一份电报，不知道接头处已经出了毛病，日本宪兵队派人守候在那里等着抓人，去一个捉一个。当她一只脚踏到门里，就感觉到情况不妙，正想退出来，已经来不及了，守候的人不准她再出去，要她坐在沙发上。张秀君最担心的，是身上携带的一张电报纸，如果被敌人搜出来，不就是杀头的证据吗?幸好守候的人并没有搜她身上。她必须赶快加以处理，她坐的沙发已经破烂，乘着看守的人不注意，她沉着坚定非常机警的把电报揉成一团，塞在沙发的破洞里，这才放了心。坐到傍晚，她被押送到日本宪兵队。再搜查一身上时。已经找不到任何证据了。”

在审讯中，日本人问：“你在抗日杀奸团担任什么职务?”

张秀君装傻说：“我是老百姓，不是甚么团。”

“那么你去抗日杀奸团的机关去干什么?明明是抗日分子，还想狡辩吗?”

“太君!我是找朋友找错了门牌，我的确不抗日呀?更不知道甚么机关。”

日本人大怒，狠抽了张秀君两记耳光，打得张“天翻地覆”。

乔家才说：“她曾面向墙壁站在那里，不准动一动。一站半天，站得两腿麻木，感觉到天昏地暗，真不是味道。她这个没有证据，没有其他牵连的女孩子，审讯不已，要想在她的身上压榨出些什么，居然剥去上衣抽打，最后压杠子，几乎把她的两腿压断，压得她死去活来，仍然没有什么口供，敌人也无计可施。”

乔家才说：“一连刑讯两个星期，压榨不出什么，才停止用刑，张秀君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在天津日本宪兵队关了三个月，移送到北平敌军司令部，经过一次五人军法会审，以抗日罪嫌，判了她三年徒刑。这次会审，被审判的只有三个人，又都是临澧训练班的同学，一位是吕继望，一位已忘记姓名，她们三个人系三个案件，没有牵连到一起。宣判完毕，送到炮局胡同的监牢里执行。”

抗战胜利以后，张秀君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