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61)

为抚慰遭到时人误解的张季春，戴笠特地请他到南京去谈话。张回忆说：

“当时深知我的用心，并对我的作为加以鼓励和赞助的，只有马汉三同志和戴先生。而且为了增强我的勇气，坚定我的志行，戴先生特于这一年（二十四年）的十二月底，专电马汉三兄，邀我到南京去相晤，这就形成了我和戴先生的第一次晤见。”

与许多人一样，一见到戴笠，张季春便被其感染，并佩服得一塌糊涂，张回忆说：

“我直到如今，还记得很清楚，此情此景，宛如昨日。我到南京后下榻于中央饭店，当日下午即和戴先生在鸡鹅巷五十三号相见。他给我的印象是：威严而诚恳，刚毅而亲切，对人有感染力和吸引性，每一句话都能扣紧人的心弦，使人不期然而然的对他发生一种真诚、正确、忠义的感觉，从内心里觉得，既不愿、也不能给他以反对或轻慢，毫不勉强的相信他是一位大可信靠的领导者。”

张季春说：“他对我的家庭、生活、工作、信仰，询问得很中肯；对于德王与李守信方面的事，提出许多重要而深刻的问题，来和我研讨；对于华北，特别是察绥蒙的局势，也征询了我许多意见；我们谈得十分坦诚、融洽而畅快，当然谈到当时危疑震撼的华北之局势，我们都有十分沉重的心情，然而在沉重中我们交流着内在的赤诚和血性，在彼此所产生的自信、互信和共信，没有半点痕迹的建立了我们之间深厚的情感和道义。而这一份情感和道义，不被时间所冲淡，却是历久而弥真，使我至今还对他有深深的怀念和敬重。”

当晚，戴笠“欢宴”张季春，作陪的两人，一个是戴笠的“影子”徐亮，另一个是当时刚正红得发紫的刘培初。

饭后，戴笠与张继续“恳谈”，“言极中肯而意气豪发，使我对他有热忱充沛而永不疲困之感。”

张季春说：“（戴笠）翌日上午约我长谈，对我今后的工作，作了重要而明确的决定，和坚定而有力的鼓舞，同时还热情的留我在南京游览数日。我因本身所负的校务和党务工作，不能在京久留，当即婉谢了他的盛意，并即向他辞行，说明下午就要离京。他送我至门前时，又问我还有什么建议?我感念他的热诚，遂即向他进言，希望中央军校每期都能到边疆地区招生，这是使中央的军事政策和力量深入到边区，而能生根发展的最有效的快捷方式。为此他又和我立谈了许久，表示接纳我的建议，即向当局转陈。”

告辞后，张季春回到中央饭店不久，戴笠又令徐亮代他前来送行，并奉上200元“程仪”。在回忆中，张特别说明：“那时从南京经津浦、北宁、平绥三线铁路到察省张家口的头等火车票约值三十余元。”

张季春说：“从南京回来，我尽心竭力，逐步完成戴先生所交付的任务，并协助马汉三同志工作。这时的心情十分愉快。工作甚为顺利。”

1937年夏，张季春应召赴庐山暑期训练团教育组受训，被编为第十四大队，大队长即胡宗南。张回忆说：“戴先生特别介绍我和胡先生认识，因而在受训期间和胡先生作了几次恳谈，使我们也有了深深的革命契合。”

恰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张季春说：“我匆匆的回到察省，想组织一些抗战的实力，协助政府，保卫国家。然而时间太匆促了，敌势既猛且速，八月二十三日张家口已经失守，我和马汉三同志都到了绥远。不久，绥远也告沦陷，我即在伪蒙古军总部的掩护下，进行工作。我们的工作虽可得到德王和李守信的同情与协助，然而在敌我形势对比，我方显然处于不利的情形下，想使他们正式易帜举义，反正来归，那诚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张季春分析说：“不过彼此有相当的默契，他们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而与日寇虚与委蛇的情况，我们也十分的了解。认为他们总不失为一部可资我们利用的力量，而且当敌我形势扭转时，他们必然会成为加重我方实力的一个分量不轻的筹码。就在这一种默契下，我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我对我的工作和抗战前途，也具有坚强的信心。”

特别要强调的是，张季春并不是军统的“在册”干部，但他却实实在在地当过军统的组长，甚至站长，他回忆说：

“这年（指1937年）严冬来临时，基于工作的需要，我到北平担负一个工作组的责任，平津区的区长，先是毛万里同志，后来由马汉三同志担任，周世光同志一直担任书记。从这时到二十八年冬，虽然是在敌后日甚一日的险恶环境中，但是我们的工作做得多采多姿，成绩斐然。大家在乐观奋斗中。过着惊险紧张的生活。”

这时，张季春暴露了，他回忆说：“民国二十八年五月，有汉奸向日本特务机关告密，日特发现了我方工作的线索，当时我得到日本特务机关内线的密告，从北平西城丰盛胡同的住宅中迁出，化名住进中央医院，这时北平的工作处在紧急的危险信号之中，但是同志们还是勇敢而负责的不停的工作着。”

这件事，乔家才在回忆中也曾提及，他说：“有一天，季春发现他的寓所附近，有人在注意他，侦察他，这是一个顶坏的征候，赶紧避开，就在他避开的第二天，汉奸们果然去搜查他的住宅，预备逮捕他。按照一般情理讲，遭遇到这样的事故，有充分的理由，很可以离开北平，到后方去。但是他并不泄气，除了提高警觉，照常工作。季春的工作非常繁重，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敢去，别人不敢联络的人，他去联络，而他每月的报酬只有八十元津贴，这区区八十元仅够他乘坐黄包车的车费。他为什么要冒上危险，贴上金钱，担惊受怕，来干这种工作?无疑地乃是受了纯洁高尚的爱国热忱所驱使。他认为书生报国，既不会扛枪杆，只有参加这种工作，对付敌人最有效。普通读书人，要他们参加实地战斗，并非一件易事，只有像季春这样的人，认识深邃，意志坚强，具有非常人的精神与勇敢，才肯做平常人所不肯做、不敢做的傻事。”

由于张季春为军统做出的特殊贡献，戴笠令乔家才，到了北平之后，务必前往拜候张季春，当面表示感谢。

对此，张季春铭记在心，许多年以后，他在回忆中说：“戴先生对此一情势，非常关切。派乔家才同志前来视察和慰问，这是一项十分恰合时宜给同志们打气的措施，在十分紧迫的险局中，他对同志们发生了镇定的作用。”

乔原本就认识张季春，对张亦是推崇备至：“季春兄是察哈尔省的第一流人物，张北县的世家，七七以前，他任察省最高学府师范学校的校长，桃李遍全省。他的潇洒风度，诚挚个性，和他处处表现书生本色，又处处显露侠义心肠，使他成为一个卓越的领导人物。敌人的铁骑冲破了他的安静的生活，使一个温文儒雅的教育家，一变而为冒险犯难的秘密工作者。”

乔家才回忆说：“我们好久没有见面，有许多话要谈，有一天，我们两人在新街口洗过澡，散步街头，一边走，一边谈，谈谈走走，走走谈谈，越谈话越多，不知不觉，已经走到前门，这是一段很长的路子。七月天气，在北方正是顶热的季节，结果我们出了一身大汗，只好再到前门外洗个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