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60)

张季春此举，在当时是创造性的，对于促进民族融和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一时间，还不到三十岁的张季春名声大噪，当年，国民党中央指派他为察省党务指导委员。张季春回忆说：

“派我指导全省的党务，加重了我的责任，也便利了我工作上更多的开展，使我的工作热情，云涌奋发，信心更加坚定，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全省的进步人士和青年，都亲切的和我站在一起，而察哈尔省政府，也给予我有力的支持和信任。”

这时的张季春，已经是察省的一位知名人士了，当然也引起了戴笠的关注。张季春说：“民国二十二年春，我的好友张志端（景方）给我介绍一位很特别的朋友，那就是性情豪爽而心又精细的王雨人同志，他是军事委员会特务处（这是戴雨农先生当时负责的特工单位）派在平绥线的‘交通’。张景方请我无条件的给予王雨人全力的帮助和便利，我基于革命的道义，爱国的热诚，立即慷慨的答应。雨人对我的豪爽、热忱和义气，十分钦服，此后一直表示他念念不忘的感佩。”

这是张季春帮特务处办的第一件事。

对此，张季春说：“这奠定了与戴先生所领导的组织与工作，建立了良好而深切的关系基础，但也影响了我自己的前途和大半的命运，这诚然是一项重要的际会。”

1933年5月，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张季春逃到北平，并在北平设立了“察哈尔省党务临时办事处”。

在北平，经王雨人介绍，张季春认识了特务处干部、当时供职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江雄风，又经江转介，结识了特务处在北平的最高负责人——郑介民，这才是张季春正式与特务处发生联系的开始。他回忆说：

“郑先生极诚恳的请我帮助他们，开展平绥线、特别是以张家口为重点的察哈尔省的地下工作，当时我和在北平的一些热心而有血性的察省青年同志，确实尽力的给与他极大的帮助。”

1933年秋天，冯玉祥事败，张季春重返察哈尔。这时特务处在张家口建立外勤组织，以高荣为负责人，并请张季春给他以“适当的掩护和照顾”。张说：“高同志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我即请他到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军训教官，这对他来说，确是一项十分妥适的掩护职业。继而高子欣又衔戴先生之命，介绍许守素（揆一）同志前来，我又聘他到一师任公民教员。”

这是张季春帮戴笠做的第二件事。

此后，名不见经传的马汉三继高荣为张家口站站长，许守素任书记。

马汉三的任务极为艰巨，首先是张家口站的工作区域很大，远不是一城一地那么简单。张季春说：“这时张家口工作站的工作领域，实际上除了张家口市和察哈尔全省外，更重要的他还兼负平绥铁路全线，从北平到包头这一条漫长地带的工作。我在这一带，不论党、政、军方面和地方上，都有相当良好的社会关系，因而在工作上，得到很大的帮助和便利。”

第二，当时的华北局势正处于巨变中，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已经在蠢蠢欲动。张季春回忆说：

“民国二十二年，日寇又攻占山海关，侵入承德、占据热河，并进攻华北，及诱胁内蒙各王公在百灵庙举行自治会议，随即设立区自治政府，实行高度自治，意图脱离中央政府之统治。在此项丑恶行动中，察哈尔省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亲王德穆楚克敦鲁普，实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能发生重要之作用。日本关东军和日本特务机关都了解这一点，而要积极的利用他。最显明的事证，就是民国二十三年，他受了日本关东军嘱托（即顾问之意）于兰斋（满人）、陶克陶（蒙人）、金顺卿（蒙人）等的蛊惑、怂恿，而到伪满洲国觐见了傀儡皇帝溥仪，随即在百灵庙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进一步显示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的态势，也就是向日寇再靠拢了一步。”

张季春说：“民国二十四年，德王在日寇的炮制下，组织‘军政府’，自任主席，吴鹤龄任政务院长，李守信任蒙古军总司令。对于这一个傀儡组织。日本关东军承允在军事上全力支持，在政治上不加干涉。德王等深受其迷惑，沉醉于日本人帮助蒙古人完成‘自治’的美梦中，而不觉其丑恶。但是，他们在另一方面，也不愿和我中央政府完全决绝。还想‘留有余地，准备万一’。因而就造成了当时政治上的一种微妙关系和特殊气氛。正好给我们在工作上加以运用。”

张季春的这番话，说白了，就是德王要脚踩两只船，特务处要策反，两边各有各的想法。与德王周旋的，一开始是高荣，后来则是马汉三，而他们二人与德王之间的“介质”，就是张季春。他回忆说：

“德王与吴、李二人，过去都和我有很好的友谊关系，而他们的左右，也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其中不乏明理笃义之士，既不直他们之所为，也深为他们的行险侥幸而担忧，因此常和我讨论这些事，使我对这一项阴谋，自始至终都明了其底纫。而且我所主持的察省第一师范学校中，蒙旗师范班毕业的学生，已有许多人在德王和吴、李属下任职，其中有几位经我特加推荐，已在军政府中担任了处长。这使我十分便利的，能以掌握到不少重要而具体的资料，得以向马汉三同志不断提供情报，并对他作详尽深入的分析。”

张季春说：“不过，我的这些朋友和学生，当时还没有阻止这一阴谋发展的实力，而我中央政府，也因当时的‘特殊’环境，对此一阴谋活动不能压制。在这种情势下，只好把我蒙旗籍学生加以组织，使他们尽量‘打入’德王和李守信等的圈子里，掌握实职，形成力量，以深入的部署，作策反的准备。”

就这样，通过张季春的社会关系，马汉三在察绥两省及蒙疆伪政权中，布下了一张盘根错节的情报网，这也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这是张季春为特务处做的第三件事，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

然而，由于张季春帮助马汉三编的这张“网”实在过于复杂，圈套圈、人挤人，存在的隐患很多。换句话说，就是安排的人太多了——我们平常都有这样的体会，比如你托人办事，只能托一个人，千万不能为一件事同时托几个人，否则准出岔。情报工作也是如此，绝对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筐里——后来察绥两省的地下工作被日伪一点突破，导致全线崩溃，亦肇因于此。

当然，张季春并非职业特工，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出现这样的问题，情有可原。为此，张季春还受到时人的误解，他回忆说：

“我之所以如此作为，完全是出于一片爱国热忱和反日寇、反汉奸的大义，以及工作的责任惑所驱使。但是当时有一些朋友，不明究竟，对我的作为不太谅解，责怪我为什么要把优秀的蒙籍青年学生，推介到德王和李守信那里去工作?这真是‘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我行我素，不足以为外人道了。”